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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商利国，就是商贾可以通过开中法从中谋利，而国朝则可以免去输送粮食到九边军镇的损耗；恤灶体民，就是体恤作为盐业生产者、盐场灶民的生存处境，关注并努力解决灶民问题；义利并重，就是在不违悖道德的基础上，重视盐利的价值，肯定官员的理财才能与百姓的逐利之心。
而叶淇变法，折色开中，将开中法从“输粮开中”
变成“纳银开中”
，以往商人需要运输粮食到九边才可以换取到盐引，现在却是直接向户部缴纳银子就可以换取到盐引。
看似区别不大，实则却是将盐政给彻底败坏！
输粮开中，在于调动了百姓运送军粮的积极性，不足之处就是让利给盐商，减少了政府的收入。
但输粮开中制的有利之处远不止节约国力民力，还促进了边境的开发，因为开中制一出，盐商为了节省运粮成本，就招募大量农民青壮在边境附近开荒种地，充实了国朝边境军镇，稳定了各大军镇的粮食价格，对国朝边镇的稳定和开发具有积极意义。
而叶淇变法，说得直白一些，就是本末倒置，直接舍弃了开中法最主要的目的，通过让利吸引商贾百姓支持边关军镇，而是国朝户部亲自带头直接将食盐专卖权卖给商人谋利！
叶淇为什么要这样做？
因为弘治皇帝希望他这样做，两淮盐商也需要他这样做！
弘治皇帝想要捞更多的银子，去做斋醮法事！
那么变现的最好办法是什么？
自然是卖盐引了！
两淮盐商则是巴不得纳银开中，这样一来就不再需要往边境运粮，只需要缴纳银两，就可以做食盐生意了。
于是乎，叶淇变法之后，立刻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一年之内，国库增收白银百万两。
但是问题在于，这是在消耗大明王朝的国运，首先糜烂掉的就是九边军镇！
汤昊举了一个很是粗浅的例子。
运输于河套米豆值银九十四万两，草六十万两，每人运米豆六斗，草四束应用四百七万人，约费行资八百二十五万两。
运一百五十万的军需粮草，路费就需要八百多万两，足以看出往边镇运粮成本之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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