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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底就是思想性加艺术性。
因为是面对面、现对现地交流，最考验讲演者的才华。
既要肚子里有货，还要能临场发挥。
毛泽东的讲话文章又可分为两类，一是大型会议的报告，二是各种专门会议的讲话或即席发言。
毛在大型会议上的报告（包括开、闭幕词）高屋建瓴，雍容大方，最见领袖风度。
一般都是为阐述或解决某一个阶段性的关键课题，分析形势，提出任务，制定目标，总结号召。
其结论常为历史发展所验证，成为时代的里程碑。
如红军时期的《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古田会议决议）、《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湘赣边区二次决议）；抗战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中共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战争和战略问题》（六届六中全会上的报告）、《新民主主义论》（在边区文化协会上的讲话）、《论联合政府》（七大政治报告）；解放战争时期的《关于重庆谈判》（在延安干部会上的报告）、《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杨家沟会议上的报告）、《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等。
第二类是毛在各种专门会议、座谈会上的讲话、谈话，是针对某一个问题。
这不像前面那种大型、战略性的重要会议要做较长准备，仔细论证。
它甚至是突然性、遭遇式的，所以总是有的放矢，击中要害，且常有现场感，即使半个世纪后读来仍如在眼前，有一种促膝谈心、拈花指月的灵动之感。
这更见毛的浪漫与风采。
如《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改造我们的学习》《反对党八股》《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还有出访苏联时对我留苏学生的谈话等等。
毛的一生几乎不停地开会、讲话。
我们现在的大小官员也还是在不停地开会讲话。
这里引出一个问题，讲话是干什么用的？人为了表达思想有两个手段，一是用嘴说，二是用手写，即语言和文字。
说，又不只是简单地告诉，还有相互的讨论、交流、集中，这就是会议。
所以会议成了工作的主要手段，一个重要的会议就成了一个党派、政权，甚至一个时代的标志点、里程碑。
世界上没有没有会议的运动，也没有没有会议的事业。
于是讲话、报告就成了一门专门的学问，一门解析、鼓动、号召的学问，特别是成了政治家的专利。
一场革命，一个大的群众实践活动，是靠一个个会议讨论、集中而推广开去的。
而领袖在会议上的讲话则是这个团体和民众智慧的结晶。
既做了领导者，履责、施政的第一关就是有口才、善总结、会分析、能鼓动。
革命者、改革者所面对的总是一堆难题、一块坚冰、一团乌云，要靠它的领袖集大众之思，聚胸中之气，口吐长虹，破冰扫云。
古今中外之革命、改革，特别是近代以来无不如此。
像国外的华盛顿、丘吉尔、卡斯特罗，民国政治人物孙中山、胡适、冯玉祥等都是演说好手，甚至演说成瘾。
过去我们把开国皇帝称为“马上天子”
，意即亲自打仗开业。
以后的太子们坐享其成，就大多无“马上”
之能了。
近现代的开国领袖则首先是“演说总统”
，因为革命的第一件事就是宣传、动员。
只可惜这个功能会在二代之后退化，我们现时的政坛一切讲话报告都成了念稿子。
2.领袖人物要讲新话，讲自己的话，用自己的腔调讲自己的思想，而不是念秘书的稿子。
毛泽东的讲话有王者之气，灵动之美，语言风趣，警句迭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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