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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苦于无书可读时，在灶台上见到一本已经撕破书皮的陈望道先生著的《修辞学发凡》。
陈是个老革命家，中国第一本《共产党宣言》的翻译者，当年与陈独秀一起做建党工作，脾气不合，就去做学问，又成了中国研究修辞第一人。
修辞学很专，我也无心专攻这一行，但我读后从中悟出了一个结论，就是新闻与文学的区别，这再次说明经典的理性光芒。
其实我读这本书时还没有做新闻工作，这本书里也没有新闻二字。
等到我后来当记者，再后来到新闻出版署从事管理工作，新闻界总有一个摆不脱的阴影，就是有人建议“消息散文化”
，一时在新闻界形成潮流，好像这是写好新闻稿的出路。
为此《新闻出版报》开展了半年的讨论，多数来稿居然也同意这个观点。
讨论结束时报社请我写一篇文章，虽然我是散文作家，但我明确表示消息不能散文化。
理由当然有很多条，其中一条是按《修辞学发凡》给出的原理，修辞分两大类：消极修辞与积极修辞。
消极修辞主要用在应用、实用类文体，如文件、通告、科学著作、教科书等，典型代表是法律文件、行政公文，要极其客观准确；积极修辞用于文学写作，小说、散文、戏剧，典型代表是诗歌，可以任意想象、浪漫挥洒。
消极修辞，注重表达事实，以让人“明白、了解”
为目的；积极修辞，注重表达情感，以让人“感染、激动”
为目的。
消极修辞不是内容表达的消极，而是语言风格的消极，不张扬、不夸张，恰恰是为内容的积极让位，尽量把形式对内容的干扰降低到最小。
根据这个原理，我们可以给文字大家族排出如下序列：法律——文件——教材——各种应用文——新闻（以上消极）——（以下积极）报告文学——散文——小说——戏剧——诗歌。
可以看出，在这个大序列表中新闻处于消极修辞的末端，靠近积极修辞处，但从性质上讲，它还是属于消极修辞。
有了这个序列表，就像有了一张旅店客房指南，或者是化学研究中的元素周期表，物理研究中的光谱图，对号入座一目了然。
假如我们允许“消息散文化”
，那么新闻与文学将没有边界，直接的恶果是假新闻的合法化，是记者天马行空地胡说、煽情。
这样用修辞学原理就轻松解开了新闻界这个争论已久的难题。
这是理论的力量，经典的力量。
五、有阅读，人不老
大约在三十多年前，1984年，我的人生有一个小挫折。
也许是境由心生，我注意到当时的一个社会现象。
当年被打成右派的知识分子虽都落实政策回城安排工作，但结果却大不相同。
很多人身体垮了，学业荒了，不能再重整旗鼓，只有坐家养老，等待物质生命的终了。
有一部分“右派”
却神奇般地事业复起，演戏、写书、搞研究等，又成果累累，身体也好了，精神变物质。
这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在最困难的时候他们没有停止读书，反而趁机补充了知识，补充了生活。
我当时有感写了一首小诗以自勉：“能工作时就工作，不能工作时就写作。
二者皆不能，读书、积累、思索。”
也就是这两年，我完成了四十多万字的《数理化通俗演义》和重读了一些理论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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