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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社会文化有明显不同，“五四”
以来思想界谈论较多的，是个人与群体的关系在东西方社会文化中有着不同的表现，也是构成东西社会与文化差异的主要特征。
梁漱溟在《乡村建设理论》中认为，西方社会文化是个人本位，他们的人生，无论在法制上、礼俗上，处处形见其自己本位主义，一切从权利观念出发。
伦理关系发达的中国社会与西方社会根本相反。
那么，这种差异从何而来呢？梁漱溟根据他早年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的分析，认为这种差异主要来自人们生活方式的不同，西洋人始终过的是集团生活，不过从前的集团是宗教教会，后来的集团是民族国家。
团体生活必然引申出个人权益和集团利益的关注与追求的问题。
而像西洋人从前的宗教，后来的国家，在中国人这里都是没有的。
于是，所有这些问题或主义，在中国人那里都是不能了解的。
因为中国人根本缺乏集团生活，亦就无从映现出个人问题。
这两个极端俱非中国人所有，中国人所有的集团生活与个人生活只是一回事，那就是伦理关系。
在梁漱溟看来，集团生活导致个人主义，家庭生活导致伦理关系，这就是东西社会文化的差异。
毛泽东也承认东西方社会文化确有差异，但他不认为生活方式是这种差异的根本所在，也不认为这种差异在中古时期就已出现。
在对梁漱溟上述几段话的批注中，毛泽东说：
中国社会与西洋中古社会不同，这是不对的。
要有其经济范畴相同，不能只看中国无中古的教会。
伦理关系是上层建筑，他的下层基础是农业经济，西洋中古也有这种伦理关系。
至于梁漱溟刻意强调西方近代社会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抬头，是因其集团生活中过强干涉的反动而来，如宗教教会、民族国家等。
对此，毛泽东的批注是：
？，否！
从资本主义而来。
梁漱溟认为，中国社会的经济，是伦理本位的经济：夫妇、父子共财，乃至祖孙兄弟等亦共财。
若义庄、义田一切族产等亦为共财之一种。
兄弟乃至宗族间有分财之义；亲戚、朋友间有通财之义。
以伦理关系言之，自家人兄弟不论亲戚、朋友，在经济上皆彼此顾恤，互相负责；有不然者，群指目以为不义。
故在昔中国人生计问题上无形有许多保障。
由此，梁得出结论是：中国社会，其经济结构隐然有似一种共产。
毛泽东在批注中则说：
地主与农民不共财、不相恤、不互相负责，贫民生计问题绝无保障，仅有残酷的剥削关系存在。
因此在毛泽东看来，梁漱溟的所谓伦理本位的经济，实质上是一种“封建经济”
，所谓“共产”
的特征云云，只是一种建立在封建剥削关系上的家庭共产主义。
梁漱溟在《乡村建设理论》中认为，中国社会的政治特征是但有君臣间、贫民间相互之伦理的义务，而不认识国家团体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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