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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发言，不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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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自以为“大公至正”
的方案遭到了国共两党的普遍反对，梁漱溟两面不讨好，两面受抱怨，尤其是中共方面的反对与抱怨更为激烈，周恩来骂梁漱溟是“伪君子”
，指责梁漱溟一手包办的这个方案是落井下石，是帮助国民党打倒共产党，甚至比蒋介石和国民党右派还要恶劣，蒋介石只不过是要把共产党打倒在地，而梁漱溟还要踩上一脚。
周恩来的愤怒引起第三方面的高度恐慌和重视，李璜、罗隆基、莫德惠等人不论与梁漱溟的关系如何，都立即伸出援助之手，帮助梁漱溟解困。
在他们积极帮助斡旋下，非常规地将方案撤销，总算没有酿成大错，使梁漱溟稍稍感到松口气。
不过梁漱溟的政治生命至此大体终结，他似乎也意识到自己确实没有政客的本事，没有操弄现实政治的才能，于是当事情告一段落后，梁漱溟坚拒各方面的盛情挽留，于1946年11月6日离开南京，经北平回到重庆北暗，继续进行他的新教育试验，并埋首写作《中国文化要义》一书，以期从思想上从文化传统上寻找中国现实政治的根源，寻找解决问题的良方，不时就现实政治的进展发表独立看法，坚守只发言不行动的立场。
1947年3月1日，梁漱溟在《观察》杂志发表文章，以“树立自己信用”
，“力求彼此合作”
两句话贡献给国人，特别是贡献给国内各方面有心之士。
他说，基于他对中国传统社会以及西方新文化的认识，他的主张一向集中在如何引导崩溃的旧社会过渡到新社会的建设道路上，而于任何题目的暴力革命，或任何题目的对内作战，均不承认，反对到底。
1948年集中精力撰写《中国文化要义》
在新社会建设的征途上，梁漱溟认为，开头的一步必在国家权力粗得统一，这是建设的必要前提。
至于真正统一之确立，必待建设乃得完成。
也就是说，先求政治问题获得一初步解决；至于政治问题之完满解决，那要随新建设的完成而完成。
梁漱溟指出，欲完成上述任务，首要的是各方面能和平合作，社会上增多一个有信用的人，即增多一分元气，大事小事、公事私事之进行即因之多一分积极可能。
对于今天的中国，这就是极可贵之贡献。
假若一个党派或一个团体，或一个负时望的人物，或一个在社会上有相当地位的人，那所关系者就更大。
梁漱溟在文中特别恳求这些人千万自爱，一言一动，出处进退，保持其已有之信用，再增其更高之信用；而千万不要不自爱惜，以致导致人们的失望。
那将不仅是个人的自毁，而实在给予此可怜的社会又一大打击、一大破坏。
个人将不仅对不起自己，实更负罪于国家社会。
因此梁漱溟大声疾呼，政治人物特别是那些负有历史使命的政治人物一定要爱惜羽毛，树立自己信用第—。
树立自己信用第一，力求彼此合作第二。
人们彼此间有信用，遇事自然能合作。
反观国内时局，梁漱溟以为，国共两党是彼此不能合作之最大者。
不过在梁漱溟看来，国共两党本是相争之两造，宿怨积仇，非有第三方面督迫之，便不能合作。
在国共两党外，广大的第三方面如果不能合作起来，形成一大力量，以转移形势，奠安大局，才是真该受责备的。
梁漱溟诚恳地向第三方面建议：一切有心人应当在有心无心、有形无形之间，随时随地倡导合作运动，培植合作基础，撒播合作种子，消除人与人之间的险阻隔阂，使此涣散而且僵痹的社会融合复活起来。
在谈到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时，梁漱溟说，他与共产党之间显然有很大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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