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筵席与民间口头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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筵席与民间口头文学在当下社会，尤其是都市里，民间口头文学在口头最为流行的场合莫过于筵席。
民间化的筵席适宜民间文学的交流和传播，讲述民间文学与咀嚼食物都是口腔运动。
两种运动并存不悖，同时满足了人们味觉、嗅觉和听觉等多重快感的需求。
一、筵席的狂欢属性
尽管狂欢节可能较少受到官方逻辑的渗透，但节日期间的狂欢仍被操控，尤其城市狂欢活动更是如此。
民间集体仪式原本大多在露天举行，显示出官方集会所无的开放性特征。
即便如此，民间仪式的时间和空间的维度正在发生转换，甚至在急剧萎缩，萎缩的原因有时是统治阶层的有意改造，如禁止燃放鞭炮、一些祭祀活动被扣上迷信的罪名等。
“有着强烈狂欢精神的庙会和娱神活动，具有一种潜在的颠覆性和破坏性，在社会状况相对稳定的时候，它们只不过是人们宣泄自己情感的方式，对传统规范的蔑视和嘲弄被限制在一个法律允许的范围内。”
[1]这是明清之际，法律规定相对放宽的情况。
经受文化革命的冲击和所谓现代文明的洗礼之后，原先盛行于民间的带有潜在颠覆性和破坏性的集体民俗活动本身，被权力话语系统无情地颠覆和破坏。
与此同时，民间娱神的狂欢名正言顺地转换为国家政治狂欢。
庙会原本由民间自发组织，如今，城市里的庙会一概纳入到政府管理体制之中。
城市各社区的庙会仪式变成了千篇一律的展演，“狂欢节的灵魂已变成一个不完整的实体，其存在完全依赖于国家主义的秩序前提”
[2]。
庙会之类的民间仪式向展演的转化服务于政府体制的视觉主义规则，这些规则又因电视的转播而获得市民的接受和强化。
仪式一旦被改造成符合政府规范的展演，仪式的狂欢精神便被扼杀了。
正是由于传统狂欢仪式由国家政府所掌控，已渐渐失去了其原本的特征，一些学者随之也就失去对其的兴趣。
譬如，美国当代人类学家汉特曼以研究当代社会仪式而闻名，但他并不十分关心所谓“传统”
社会中的这类仪式，而是注意考察现代国家政府似乎愿意容忍甚至鼓励的类似活动。
[3]应该来说，节日与集会是最具狂欢色彩的，但是，在这些时机和场合，“狂欢节的灵魂已变成一个不完整的实体，其存在完全依赖于国家主义的秩序前提。
尽管狂欢节精彩纷呈，充满魅力，但与专制政权下的展演之间的差别已大大缩小”
[4]。
筵席活动却相对地游离于国家政权具体掌控之外，尽管是散杂的、缺少严格仪式程序的，但却是普遍的、大众的、流行的。
事实上，筵席是中国传统的节日仪式不可缺少的内容，除夕、春节、元宵要吃“团圆”
饭，端午节吃粽子，中秋节吃月饼，冬节吃汤圆，其他繁多小节，如观音节、灶王节、鬼节等，也要蒸糕、改膳，用吃来纪念先人，用吃来感谢神灵，用吃来调和人际关系，用吃来敦睦亲友、邻里，并且进而推行教化。
筵席场合却相对自由，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公共场所的饮食越来越普及。
饮食的狂欢往往不只是在饮食行为本身，所伴随的其他行为都有强烈的狂欢属性。
在当下社会，“权力政治通过历史的文本化使主流意识形态成为‘经典’，进而排除了非主流的、民间的、边缘的历史与声音，那些被文字等现代传播媒介书写、刻录的历史也就充当了强化权力统治的意识形态工具。
即使是民间口头文学的历史书写，也被整合到主流意识形态范围内，因为民间文学的抵抗性质、狂欢特征，众多民间口耳相传的口头文学作品，便再一次尘封在历史的背后”
[5]。
在这种境况下，以宣扬主流话语为主旨的官方的严肃场合，民间口头文学不可能得到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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