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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讲弥撒Ⅲ：贝多芬、舒伯特、布鲁克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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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多芬和他的《庄严弥撒》
鲁道夫大公
1819年6月，奥地利的鲁道夫大公被选为奥姆茨大主教（今属摩拉维亚），1820年3月20日大公将举行赴任登基大典。
鲁道夫大公从15岁起就成了贝多芬的学生，两人的师生情谊非常深，他们之间的关系可以用亦师亦友来概括，以致1808年拿破仑的弟弟聘请贝多芬担任卡塞尔宫廷乐长时，鲁道夫大公联合维也纳几位贵族保证支付老师的年金极力挽留，使贝多芬保持了自由作曲家的身份，没有成为某宫廷的附庸。
作为对大公情谊的回报，贝多芬也题献了许多作品给鲁道夫，超过任何一位朋友，这些作品包括：《第4、5钢琴协奏曲》、《告别奏鸣曲》（即降E大调第26钢琴奏鸣曲）《降B大调第29钢琴奏鸣曲》、《C小调第32钢琴奏鸣曲》、《弦乐四重奏“大赋格”
》（作品133），这些伟大的礼物之中最令人激动的当然要算是《庄严弥撒》。
至于贝多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考虑创作《庄严弥撒》如今已经没有文献可以考证了，也许是在鲁道夫任命前不久。
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正是因为鲁道夫的任命激发了贝多芬创作一部弥撒曲的念头，这一想法大约在1814年前后便已经形成，1807年他创作了《C大调弥撒》，但不太成功，所以贝多芬准备再写一部更加伟大的弥撒曲。
现在发现了一封贝多芬1819年6月给大公的信，里面有这样的词句：“在殿下庄严的登基大典之日，如能演奏我创作的弥撒曲，当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刻，神一定会激励我为这庄严的一天完成这件谦卑的礼物。”
贝多芬当然是基督徒，他的父亲和祖父都是大主教宫廷的乐师，但他家的宗教气氛却并不太浓厚，我们无法想象一位终日酗酒的父亲会以怎样的宗教道德观念来教导自己的儿子。
因此，虽然贝多芬信教，却不是一个教条的狂热分子，接受过法国大革命思想洗礼的贝多芬对宗教更多的是采取了一种敬而远之的态度。
听贝多芬的弥撒就会发现这些作品同巴赫、布鲁克纳、弗兰克等人的同类作品有很大的不同，在后面诸位的作品中平静、安宁是占主导地位的，如果也有激烈、热情的表现的话，那也是为了称颂神的无上荣光，但贝多芬却不同，他的弥撒中充满了斗争，如果有平静的话，那也是斗争之后换得的和平。
于是，在矛盾的心态中贝多芬不得不中断《庄严弥撒》的创作也就不奇怪了，他需要更加伟大的作品来表达他狂热的、东方式的近乎泛神论的思想，1822年他热情地投入到《第九交响曲》的作曲工作之中，《庄严弥撒》的完成日期被一拖再拖，直到1823年才告结束。
贝多芬并非合唱，尤其是宗教合唱方面的专家，为了创作弥撒他借阅了许多帕莱斯特里那与格利高里圣咏的古代文献，这些美轮美奂的作品给贝多芬以重大启示。
乐曲赏析：贝多芬的《庄严弥撒》（MissaSolemnis）
1803年时的贝多芬
《庄严弥撒》大约在1823年年初完成，一位俄罗斯贵族尼古拉·格里津公爵找到了贝多芬，提出有意出资赞助《庄严弥撒》的首演，但地点必须是在俄国。
最后贝多芬同意了，于是《庄严弥撒》1824年4月6日在圣彼得堡首演，不久总谱出版，题献给鲁道夫大公，献辞很短，只有一句“带着深深的尊敬”
（summaeratione）。
同年5月7日《庄严弥撒》首次在维也纳上演，但只是演出了其中的3个部分:《慈悲经》、《信经》和《羔羊经》，在同一场合首演了贝多芬另一部伟大的作品《第九交响曲》。
而且《庄严弥撒》的名字还不能出现，因为当时在世俗场合上演宗教音乐是不符合传统的，于是音乐会组织者称这3段音乐为《三部伟大的颂歌》。
《庄严弥撒》的规模的确十分惊人，当时一般弥撒很少有超过一个小时的，而这部《庄严弥撒》起码要演出一个半小时，而且乐队编制也是交响化的（包括4支圆号、3支大号以及双管编制的管乐组以及管风琴），同普通弥撒强调朴素、淡雅的标准相去甚远。
在创作上贝多芬也更多地借鉴了交响乐的手法，比如开头的《慈悲经》，一般分成3个部分，先呈示第一句“天主慈悲”
，接着第二句“基督慈悲”
与之形成对比，最后的一句“天主慈悲”
重新回到第一句的主题上重复。
但贝多芬的手法却不同，他把《慈悲经》分成五个短小的、非常有特色的动机，然后对这些素材加以呈示、发展、变化、再现，这是相当有意思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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