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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系统探讨中国古代学术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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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总体上看，国粹派努力推进新史学建设，于两方面用力最多：
（一）大力倡导进化论的历史观
虽然自19世纪末严复翻译了《天演论》之后，生物进化的观点已在中国日渐传播；但是，将进化论引入历史领域，进一步促进国人摆脱传统循环论的影响和确立进化论的历史观，仍然是新史学极有意义的工作。
国粹派对此作了很大的努力。
在“国粹派的新学知识系统”
一章，已经论述了国粹派怎样借助摩尔根等西方社会学者关于原始社会的理论，探讨了中国史前社会的发展。
他们指出，中国原古祖先同样走过了由狩猎而游牧而农耕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并经由母系氏族、父系氏族，才最终迈进了文明的天地。
他们较比更早更系统地为时人揭示了历来充满神秘色彩而呈迷离混沌的中国原始社会演进的大致脉络，从而为人们进一步理解中国社会的发展进化，作了有益的思想铺垫。
这里，我们要强调的是，国粹派远未止乎此，而是进一步倡导以进化论的历史观去看待整个人类历史尤其是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
邓实在总体把握人类社会历史进化的一般过程的基础上，提出对中国社会历史进化的见解，也颇具特色。
他认为，中国社会自黄帝时代揭开了文明的序幕，秦汉以降囿于君主专制制度，其间进化虽有快慢之分，但迄今数千年未出“耕稼时代”
，即较以民权为标志的西方“工商”
时代，整整落后了一个历史时代。
现在西方社会正面临着由第四期向第五期过渡，所以社会主义高唱入云；而中国面临的则是由第三期向第四期过渡，要在完成了由专制封闭的君权时代向民主开放的民权时代过渡之后，才有可能趋进第五期，走向人类共同的社会主义更新的时代。
但是，无论如何，现今的中国历史正处在一个重大的转折关头，即由“君主专制一人独治”
之时代，转为“万民共治”
民主共和的时代；由“闭关自治大一统”
的时代，转为“万国交通”
的时代[3]。
当然，邓实既不可能懂得西方“工商”
社会的实质，也不可能懂得科学社会主义为何物；其上述见解谈不上是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科学表述。
但他反复申论人类历史的进化轨迹，和中国社会将无可避免地要结束千年封闭的君主专制时代而走向民主共和，走向世界，就不仅是有力地彰显了进化论的历史观，同时即从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上，论证了现实的共和革命的合理性。
（二）系统探讨中国古代学术史
中国古代学术发展，源远流长，但有关学术史的著作，寥若晨星。
清代黄宗羲的《明儒学案》、《宋元学案》，被公认是中国古代学术史开山之作，但其内容只限于宋、元、明三代。
万斯同撰《儒林宗派》上起孔孟，下迄明代，似为学术通史；实则所记主要泥于儒家各派学术授受相承的源流与发展，也谈不上对古代学术史作系统的探讨。
事实上，惟有近代资产阶级新史家才肩起了此项使命。
1902年，梁启超发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的长文，是其最初的代表作。
不过，梁文重在宏观透视，尚非系统研究的著作。
他自谓诸子学“原为本论最要之点”
，但因缺乏研究，暂付阙如，正说明了这一点。
而国粹派史学研究的重点，恰恰是放在了对中国古代学术史作系统的探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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