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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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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11月20日，刘师培卒。
身后萧条，历两日始入殓，由陈独秀出资代为料理后事。
时章太炎在上海。
陈去病致北大校长蔡元培书说：“兹因就医返沪……即闻太炎云申叔死矣，正惊讶间，而申报亦复详列其事，为之懊丧不置。”
[195]陈刚到上海就先于报刊从章处“即闻”
刘的死讯，说明章对刘的情况依然关注；但仅云“申叔死矣”
一句，又分明反映了他复杂的心理：为一位不可多得的国学人才的夭折而惋惜，但同时却不能宽恕其堕志丧行。
章曾为苏曼殊、黄节、黄侃等许多故旧的辞世送去挽联，寄托哀思，于刘独无所表示；自定《年谱》忆及多少友人，于刘却讳莫如深；反之，分别写于1914年、1934年的《苏元瑛记事》、《黄季刚墓志铭》，却一反过去，对刘师培的变节与附逆一再作鞭挞，足见其失望之深。
章太炎、刘师培订交于1903年“苏报案”
发生前夕，即排满革命春潮涌动之日，而其最终决裂却是在袁世凯公然复辟帝制和辛亥革命确然失败之时，显然具有象征的意义：其交谊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辛亥革命一波九曲及其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走过的艰难历程。
章、刘交谊，说到底，是20世纪初年中国社会政治、文化思潮变动及其相互交感的时代条件的产物。
是时中国民族民主运动的高涨，不仅表现为排满革命洪波涌起，而且还表现为要求保存国粹、复兴中国文化的国粹思潮的激**。
作为革命派一翼的国粹派的崛起，正是此种社会政治文化思潮变动、交感的重要表征。
国粹派是排满革命论者，又是文化决定论者，相信学存国虽亡可复，学亡国必随之，且万劫不复。
明乎此，便不难理解章、刘作为著名的国学大师、国粹派的两位主帅人物，其定交不限于共同的政治目标，更托情于复兴中国文化宏大的抱负。
也唯其如此，在订交之初，他们志同道合，借经史助益革命和倡言“古学复兴”
，从政治、文化两个层面有力地彰显了民族精神，虎虎有生气。
其交谊也因之令人神往。
导致二人交谊悲剧性结局的根本原因，无疑是刘师培的堕志丧行；章太炎为修复交谊表现出了足够的宽容与真诚，但其失误也无需讳言。
这不单是指章一度悲观厌世及其错误地求贷于端方，客观上加速了刘的堕落；更主要是指他过分夸大了自己与刘师培所肩负的复兴民族文化的使命，并使之凌驾于政治的目标之上，从而忽视了对彼此交谊最重要的共同的政治前提的不断培植与加固。
换言之，便是过分注重刘师培的国学才华，而对其“无德”
即政治上的堕落，作过多无原则的宽容。
例如，在刘变节之后，他不是谴责其叛变投敌，令其改过自新，而是首先担忧“中夏无主文之彦，经术有违道之谤”
，因而仅仅劝其归隐治学。
同样，辛亥后力保刘师培，只一味强调其“学问渊博”
，而将其变节仅说成是“不应深论”
的“小疵”
。
其结果是刘虽得到了革命派的宽容，但其本人却无幡然悔过之心，以至于在袁氏窃国浊浪中，故态复萌，再次堕落。
同时，章也不懂得，离开了共和革命的共同大目标，他想与刘继续合作共倡国学、振兴中国文化，也是不可能的。
刘上书端方主张设存古学堂，尊孔读经，和藉经术替袁氏鼓吹君政复古，无不说明随着政治上的堕落，其文化主张也较前大异其趋，是不足取的。
总之，春秋责备于贤者，章既不懂得必须从政治上挽救刘师培，他也就无法维持他们的交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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