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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艺术的文化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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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我们在绪论中所揭示的，艺术及艺术家从来就不是卓尔不群、不食人间烟火的，它寄身在高台市井之中，穿行于圣鄙雅俗之间，与灵魂拒葬者常相为伴，又同经世致用者难分彼此，它是自律与他律的合体，审美性（自由的感性精神）之外的社会性（人间性或人群性）同样是它内在的本质之一。
具体来说，艺术身处于一个由经济、政治、宗教、哲学、科技包括艺术自身等要素组成的庞大的文化[1]系统之中，迄今我们对艺术的种种认识和理解，无不是以诸文化子系统为参照系、在与之做反观式比较的基础上来确立艺术自身的独立价值。
因此对文化而言，“艺术仿佛是一面镜子，文化从中照见自己，从中认识自己”
[2]；反过来对艺术而言，文化就像是一个“染缸”
，艺术浸泡其中，同时必然染其颜色。
一、艺术与经济
今天，谈什么似乎都和“钱”
脱不开干系，包括曾经清高无比的艺术。
例如前两年曾经有两个“世界天价绘画排行榜”
和“胡润中国艺术家身价榜”
见诸报端。
据其显示，全球最贵画作前十名分别是：（1）塞尚的《玩纸牌者》（图4-2），1.6亿英镑（时约16亿人民币）；（2）波洛克的《1948年第5号》，1.4亿美元（时约9.9亿人民币）；（3）德库宁的《女人三》，9750万英镑（时约9.7亿人民币）；（4）克里姆特的《阿黛尔》，1.35亿美元（时约9.5亿人民币）；（5）蒙克的《呐喊》，1.2亿美元；（6）毕加索的《拿烟斗的男孩》，1.04亿美元；（7）梵·高的《嘉舍医生肖像》，8250万美元；（8）莫奈的《睡莲》，8045万美元；（9）雷诺阿的《加莱特磨坊的舞会》，7800万美元；（10）鲁本斯的《对无辜者的屠杀》（图4-3），7670万美元。
2008年中国艺术家身价前十名则分别为：（1）吴冠中（图4-4），总成交额3.7亿人民币；（2）张晓刚，总成交额2.88亿人民币；（3）赵无极，总成交额2.84亿人民币；（4）曾梵志，总成交额2.37亿人民币；（5）岳敏君，总成交额2.23亿人民币；（6）周春芽，总成交额1.85亿人民币；（7）朱铭，总成交额1.75亿人民币；（8）朱德群，总成交额1.7亿人民币；（9）蔡国强，总成交额1.11亿人民币；（10）罗中立，总成交额9636万人民币。
从这两个榜单可以读出许多信息：譬如“天价”
无上限，毕加索抑或波洛克的作品“NO.1”
的位置都没维持两年就被后来者抢占；再如“标准”
不明晰，塞尚、毕加索或者梵·高的上榜作品都不是他们各自的代表作；又如作品“年轻化”
，西方者偏于现代派，中国则从事当代艺术者居多，整体上有反传统和商业化炒作之嫌。
总之一串惊叹号和疑问号，都与这平尺斗方“能值几何”
相联系，它关涉到艺术与经济的深层关系问题。
图4-2塞尚：《玩纸牌者》
图4-3鲁本斯：《对无辜者的屠杀》
图4-4吴冠中：《窗外无月》
艺术与经济的纠结关系，总体上可概括为如下三点：
（一）经济发展水平决定艺术生产形态
在艺术概念的中西演进、艺术的起源以及实用艺术等章节，我们曾反复指出，艺术缘起于人的生产生活需要，突出表现为一种技艺。
在人类初民时期，不仅从事艺术活动的创作者（工匠、匠人、制造者等）无暇过多顾及功利以外的可能形式与需求，即使是艺术品的拥有者及使用者，其对艺术品的态度也是以实用性为先。
因此，在艺术史的早期，更具“器物”
性质的作品通常会代表当时艺术的成就。
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经济的发展不仅影响到人们物质享用的丰裕程度，同时也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而生活方式的变化则孕育着审美趣味、精神状态以及需求的改变。
譬如说，伴随工业文明的诞生，社会生活的主要方式逐渐由乡村模式向现代都市模式转变，与此相应，追逐速度与奇观的影视艺术逐渐取代戏曲等传统艺术在普通民众生活中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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