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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们自己在探讨文论史或文学思想史上的某个问题时，一般也是从阅读史书开始的。
先找一堆相关史籍，一部一部翻阅，不设立场，凡是遇到与论题相关的材料就钩出来，做个索引，到一定时候，觉得对这段历史有了比较真切的感觉，然后再阅读课题相关的专业文献，进而确定若干问题。
因此重建历史语境一直是我所坚持的，还原历史语境是不可能的，但我们必须重建一个，否则就无法为研究对象定位，也就不会发现有学术意义的问题。
和许多同龄人一样，我对中国古代历史和文化的了解也是从读小说开始的，其实也不限于武侠，除了四大名著之外，还有《今古奇观》《清平山堂话本》之类的白话小说，那时候十几岁，在脑海里构成了另一个世界，一个浸透了古人生活情趣与价值观的世界，这确实对我后来的学术研究有很大影响。
刘思宇：前面提到，您认为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的趣味结构由闲情逸致、达观心态和对“雅”
的追求三个基本维度构成。
其实根据学生平时对您的了解，您也是非常崇尚具有闲情逸致的自由生活、具有超脱纷扰的达观心态，在生活中是兼具儒者的事功情怀与道家的高洁风范的。
加上您在学术研究中体现出的对研究对象的流动构成性与历史文化整体性的“真”
的追求，我是不是可以说您作为杰出的当代学者，核心的趣味结构由闲情逸致、达观心态和对“真”
的追求三个维度组成，这一核心结构不仅决定了您个人由于气质和体验的相近选择了中国古代文论作为您的主要研究方向、选择了文化诗学作为核心的研究方法、选择在中国传统文化的长河边诗意地栖居，同时也体现了当代中国学者在传统的浸润下应有的生活与研究态度？
李春青：你过于抬爱了，我就是一个俗人，在生活中受到各种**的束缚而不能自拔。
对古代那种雅人深致虽心向往之，却相距甚远。
我能做到的只是对功名利禄之类不那么死乞白赖而已，或者说不是非要怎样不可，适可而止，无可无不可。
闲情逸致与达观是古代文人士大夫皆以抗衡社会压力、保持自由平和心态的方式，具有心理调节的功能，这也导致了许多优秀诗文书画作品的产生与流传。
它们的确构成了古代知识阶层趣味结构的重要维度。
还有“雅”
，作为文人的身份标识，是其趣味之旨归。
对于我们来说，这些则是切入古人精神世界的视角，也是对古人的理解。
我们未必对其有价值的认同，例如，“雅”
，古代文人视为**的价值准则，在我们看来很可能是矫情的、做作的、自恋的。
当然，我们尊重其历史内涵及其曾经有过的社会功能。
至于“真”
，那是一个更为复杂的问题。
根本上说，文化诗学所追求的是意义的重建而非真相的揭示，因为在绝对意义上的“真相”
是一个“黑洞”
，我们只是在观念上知道其存在，却无法真正接近它。
我们追求的是意义建构的可靠性，即在哲学阐释学的意义上，通过重建历史语境，使我们对各种“历史流传物”
的阐释具有有效性，所谓有效性意味着，我们的阐释不是六经注我，不是凿空立论，而是有根有据的。
在这遗产阐释过程中，古人的精神追求自然会渗透于我们的生活之中，这或许是不可避免的，但并不是我们学术研究的直接目的。
刘思宇：谢谢老师接受我的访谈、从研究方法、研究旨趣与治学态度方方面面为我们进行了详细的解答，让我们对您“中国文化诗学”
的研究创见、儒学和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现代意义的阐释方式以及您个人的阅读体验、您对于古代知识阶层趣味结构的体悟取舍都有了更深刻的了解，同时也给予我们更多的学术灵感和在治学之路上更丰富的人生感悟。
正如开头所说，作为您的学生，我一直为老师丰硕的研究成果、广阔的研究视野和深刻的学理分析感到非常自豪。
通过这次访谈，我想我们能够更加深刻并且直接地把握老师治学的特点和研究的内在理路，同时清晰地看到，老师的治学，不仅仅对于我们文学理论的研究者们很有启发，更是对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意义深远。
再次谢谢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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