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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家的政策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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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改革开放后的再次尝试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的产业经济主要以密集型的低端制造业为主，对人才职业技术要求不高，所以，当时的职业教育也不是很发达，社会把有限的物力、财力、人力放在普通教育上，各地争相举办重点中学，希望能为高校输送更多合格的新生。
然而，由于我国高等教育不发达，招生规模非常有限，20世纪80年代的录取比率大致维持在5%左右，90年代比率在10%左右，整个社会大办普通教育，只是为了少数人升学，于是这就产生了新的社会问题，除重点高中外，一般普通高中的大多数学生是考不上大学的，即使在重点中学，也有相当部分的毕业生无法升学。
这些高考失败者没有一技之长，无法适应经济社会对从业人员的要求，社会积聚了大量的“待业青年”
，这成了国家和家庭的沉重负担，而快速发展的经济产业又无法招到合适的员工。
为了让这些无法升学的学生毕业后能够顺利就业，一般普通高中开始在高三年级实行分流，准备升学的学生继续接受升学预备教育，对升学无望的学生进行职业预备教育。
两种教育功能被糅合到一所学校里，也就成了比较典型的综合高中了。
这种情况与民国初期普通中学的改革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虽然当时尚未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社会民主化进程和教育公平尚未成为主要动因，但经济与产业发展对人才多样化的需求则与当年美国萌生综合高中有许多相似之处，也与民国初期的经济背景有很大的不同。
由于国家政策的引导与支持，加之高中阶段教育问题十分严峻，因此从国家教育行政部门到地方政府，都在寻求解决之道。
1983年，深圳就在翠园中学、福田中学、蛇口中学三所学校开设了职高班，职高班与普通高中班同校上课，在基础课程上实行课堂共享，这种普高班与职高班并存的办学模式就是综合性高中的雏形。
1987年国家教委（全称“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委员会”
，后更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以下简称教育部）与河北省合作，在河北省的阳原县、顺平县和青龙满族自治县进行教育综合改革试验，将普通教育、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适度融合，从初中阶段开始开设劳动技术课，同时保持普通中学的基础教育课程。
1989年国家教委将此次改革的经验推广到全国范围内116个县，虽然未直接提到综合中学，但强调在普通教育中进行职业教育，在职业教育中进行普通教育的“普职渗透”
教育模式，这为综合中学的发展提供了可借鉴的模式。
1993年国家教委颁布《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简称《纲要》），指出“普通高中的办学体制和办学模式要多样化”
，此后又颁布《关于大力办好普通高级中学的若干意见》（简称《意见》），提出“一部分普通高中可以升学预备教育为主，大部分普通高中，可以通过分流，办成兼有升学预备教育和就业预备教育的学校；少部分普通高中可试办成以就业预备教育为主的学校”
。
在此引导下，经济较发达的地区首先开始了对综合高中的办学尝试。
例如，1992年的北京市东城综合高中办学模式改革和江苏南通市第三中学综合高中改革、1994年的浙江省湖州市南浔中学综合高中试验、1995年上海市部分高中的“双学籍、双文凭”
改革等。
到了2000年，包括中、西部在内的全国大部分地区都在《纲要》和《意见》的指导下进行了综合高中的试验。
（二）高校扩招后的综合高中
1999年以后，国家大力发展高等教育，高校开始扩招，普通高中发展情况出现了逆转，普通高中资源高度紧张，使得本来处境艰难的职业教育更加雪上加霜，经费短缺，招生困难，许多职业学校出现了难以为继甚至关门的现象。
为了让职业学校能够生存，国家开始鼓励普通高中与职业高中相互融通，尤其提倡教育资源互利互惠，因此，许多地方政府开始在职业高中增设普通班，这样就出现了在一所学校中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并举的现象。
例如，1999年，武汉市有19所职业学校获准开设普通班。
在上海，综合高中试点两年后，有30所中专、职校开设综合高中班，在读学生超过50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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