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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编史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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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初年梁启超和章太炎的史学[1]
一、梁启超的“新史学”
理论的提出
19世纪90年代中叶至20世纪初年的十几年中，也就是在清皇朝统治的最后十几年中，中国历史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的国际环境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历史发展的节奏加快了，历史学的近代化历程也加快了步伐。
史学上有一件轶事，对于说明这两个方面的变化是有启发的。
这件轶事是：
当黄遵宪在驻英使馆任职时，薛福成在驻法使馆任职行将期满归国，这时黄遵宪把《日本国志》寄到巴黎，请薛作序，并致意云：“方今研史例而又谙于外国形势者，无逾先生，愿得一言以自壮。”
薛乃为之序，时在光绪二十年（1894年）3月。
序文称赞《日本国志》是一部“奇作”
，“数百年来鲜有为之者”
。
序文论到日本明治维新以来的形势和中日关系的现状及前景时说：“百务并修，气象一新，慕效西法，罔遗余力。”
“富强之机，转移颇捷，循是不辍，当有可与西国争衡之势。”
序文预测中日关系，或为“仇雠”
，或为“唇齿”
，这取决于形势的发展，并强调说：“然使稽其制而阙焉弗详，觇其政而瞢然罔省，此究心时务、闳览劬学之士所深耻也！”
这是强调了解中国近邻日本历史与现状的重要。
序文最后说：“速竣剞劂，以飨同志，不亦盛乎！
他日者，家置一编，验日本之兴衰，以卜公度之言之当否可也。”
[2]作为史家和外事活动家，这些话是意味深长的。
果然，薛序墨迹未干，爆发了甲午中日战争；次年，《马关条约》签订，舆论哗然，国人震惊。
随着洋务破产，西学沛然而兴，改良呼声日高。
然而，“百日维新”
失败，东西列强串通，改良自强之梦终于破灭，于是乃有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兴起。
这一段历史风云反映在史学发展上，是资产阶级史学家之史学理论和历史思想的提出，梁启超和章太炎是这方面的代表人物。
在中国近代史学萌生过程中，他们比魏源、王韬、黄遵宪更向前迈进了一步。
梁启超早年就学于广州学海堂，光绪十五年（1889年），广东乡试中举人第八名。
次年，结识康有为，执业为弟子，研究新学，宣传变法。
戊戌政变后，政治思想日趋保守。
他对于西学有广泛的涉猎，宣传阐释，不遗余力，史学是其所长，影响亦最大。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29岁的梁启超在《清议报》上发表《中国史叙论》一文，次年，他又在《新民丛报》上发表长文《新史学》。
这两篇论文，是中国资产阶级史学家批判传统史学，试图建立新的史学理论体系的重要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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