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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礼治确立阶段：从武帝到昭帝、宣帝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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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中期，是汉代礼治思想的确立阶段。
这个时期，是以汉武帝和董仲舒为代表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们协力创建礼治价值系统的时期。
正是通过他们的建树，使得礼治作为一种价值体系和治国方略，由先秦孔孟荀的理想变成了现实。
武帝即位以后，对于礼治的建设是逐渐推进的。
即位当年（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即下诏令各级官吏“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
，但同时采纳了丞相王绾的建议，罢黜“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
，以免“乱国政”
[148]。
这是汉代立国以来，最高统治者从治国方略的高度，第一次明确取缔法家和纵横家思想。
这里透露出的思想趣味，是要采用与法家严刑峻法之治和纵横家以游说辩说为特征的相反的思想理论。
显然，这是为儒家学说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登台开辟道路。
就在同年，武帝又“议立明堂。
遣使者安车蒲轮，束帛加璧，征鲁申公”
[149]。
建元六年（公元前136年），“置《五经》博士”
。
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先是“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
，进而下诏贤良，要求他们提供如何才能真正实现“章先帝之洪业休德，上参尧舜，下配三王”
的方略，并且“咸以书对，著之于篇，朕亲览焉”
。
在这种情势下，“于是董仲舒、公孙弘等出焉”
[150]！
这就是说，武帝即位不久，很快就在为全面实行礼治寻找方略。
后来的事实证明，正是董仲舒和公孙弘等人的出现，把儒家礼治思想提供给武帝，而武帝又通过行政的力量，使得儒家礼治理想成为汉代社会的现实，并开辟了此后封建礼治的道路，奠定了基本的模式。
除了前文引述的材料外，我们从《汉书·武帝纪》中还可看到很多相关的记载。
元朔元年（公元前128年），汉武帝下诏曰：“公卿大夫，所使总方略，一统类，广教化，美风俗也。
夫本仁祖义，褒德禄贤，劝善刑暴，五帝三王所由昌也。
朕夙兴夜寐，嘉与宇内之士臻于斯路。
故旅耆老，复孝敬，选豪俊，讲文学，稽参政事，祈进民心，深诏执事，兴廉举孝，庶几成风，绍休圣绪。
……进贤受上赏，蔽贤蒙显戮，古之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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