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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尔在研究法哲学时，既能搜集大量的丰富的历史材料，又能从“理性”
出发去整理这些材料，二者融为一体。
黑格尔法哲学这一特点，必然促使马克思进行历史研究，考察国家和法的历史变迁，同时，进行哲学批判，即把费尔巴哈的人本唯物主义原则贯彻到历史观中，运用“颠倒法”
分析社会结构，认识到市民社会是国家的前提、基础和动力，明确指出不是国家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运用“颠倒法”
批判黑格尔法哲学，认识到现实的主体不是理性而是人，明确指出人是“一切社会组织的本质”
。
在马克思进行历史研究和哲学批判之际，恩格斯从事着经济学研究和哲学批判，认识到历史不是“神”
的启示，而“是人的启示”
，人类的生活、斗争和创造构成历史的真实内容。
问题在于，无论是经济学研究，还是哲学批判，恩格斯此时的理论出发点都是费尔巴哈的人本唯物主义。
按照恩格斯的观点，私有制社会是一种人为的、无理性的社会，为了克服这种现象，过渡到自然的、合乎理性的社会，关键就在于唤起人们的自觉，并以人为尺度，“真正依照人的方式，根据自己本性的需要，来安排世界”
（恩格斯语）。
马克思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和恩格斯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可谓联璧之作，思想不谋而合。
马克思的历史研究和哲学批判，恩格斯的经济学研究和哲学批判具有相同的理论水平，马克思发现市民社会决定国家，恩格斯发现私有制决定阶级关系；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放弃了黑格尔思辨唯心主义的理论结构，接受了费尔巴哈人本唯物主义的思想框架，在马克思看来，人是一切社会组织的本质，按照恩格斯的观点，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尺度。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以异化劳动概念为核心和杠杆探究“历史之谜”
，深入到了市民社会的深层结构，并把私有财产的起源问题变成了异化劳动同人类发展的关系问题。
问题的这种提法，就意味着把研究“物”
的问题归结到人类活动本身的问题。
正是在对这个问题的探讨中，马克思得出了一个重要结论，即人类历史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的生成过程。
运用异化劳动理论研究历史，使马克思沿着一条独特的思想路线前进着。
这条思想路线既不是布尔所说的那样，是“仍然按照黑格尔的方式构想出来的”
，也不是阿尔都塞所认为的那样，“是彻头彻尾费尔巴哈式的”
。
当然，马克思此时在理论上是从费尔巴哈出发的，是用“真正的人的类本质”
来同现实的人的存在相对立，用“自由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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