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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马克思的观点，西方资产阶级是在“极卑鄙的利益驱使”
下入侵东方社会的，在主观上绝不是要使东方社会资本主义化，而是要使东方社会殖民化。
但是，在殖民化的过程中，西方资产阶级给东方社会“带来”
“导入”
了新式工业，打破了东方社会的自然经济结构，在客观上造就了有利于东方社会发展资本主义和工业文明的条件，客观上“在亚洲造成了一场最大的，老实说也是亚洲历来仅有的一次社会革命”
，从而“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
。
“问题在于：如果亚洲的社会状况没有一个根本的革命，人类能不能完成自己的命运？如果不能，那么，英国不管干了多少的罪行，它造成这个革命，毕竟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
（马克思语）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指出：“无论古老世界崩溃的情景对我们个人的感情是怎样难受，但是从历史观点来看，我们有权同歌德一起高唱：‘既然痛苦是快乐的源泉，那又何必因痛苦而伤心？’”
正是从历史观点出发，东方社会的“崩溃”
，没有使马克思感到惋惜；对古老帝国的“死去”
，马克思的态度极为冷峻。
在东方社会与西方社会的冲突中，东方社会“激于道义”
，“维护道德原则”
，西方社会则“以发财的原则与之对抗”
，以“获得贱买贵卖的特权”
，结果是东方社会“崩溃”
，古老的帝国“在这样一场殊死的决斗中死去”
。
伦理尺度与历史尺度在这里处于对立和离奇的冲突之中，社会进步伴之以民族灾难为代价，古老的东方社会以其惨痛的代价换取了某种社会进步。
“这的确是一种悲剧，甚至诗人的幻想也永远不敢创造出这种离奇的悲剧题材”
（马克思语）。
这里的悲剧不仅是一个美学范畴，而且是一个历史范畴。
马克思用“悲剧”
这一范畴显示了东方社会在与西方社会进行“殊死决斗”
的过程中难以避免的失败及其客观原因，从而说明伦理原则、人文关怀必须以历史尺度为基础。
在马克思看来，“只有在伟大的社会革命支配了资产阶级时代的成果，支配了世界市场和现代生产力，并且使这一切都服从于最先进的民族的共同监督的时候，人类的进步才会不再像可怕的异教神怪那样，只有用被杀害者的头颅做酒杯才能喝下甜美的酒浆。”
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的确具有人文关怀的取向，但它的理论基础是历史尺度，即建立在历史规律的基础之上。
这是一种伦理原则和历史尺度相统一的方法，体现了价值观和历史观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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