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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地理环境来解释民族性格、文化类型和社会发展，并非“黄色文明论”
首创。
从历史上看，孟德斯鸠就曾试图从自然环境中寻求社会问题的答案，认为不同的国家制度、法律形式、民族性格决定于社会所依存的自然环境。
“黄色文明论”
与孟德斯鸠的地理环境决定论有直接的“血缘关系”
，其“创造性”
仅在于把这种地理环境决定论应用到对中国历史的阐释。
黑格尔的“历史的地理基础”
学说也在“黄色文明论”
中得到了直接的体现。
黑格尔不是地理环境决定论者，但是一个欧洲中心论者，并且不恰当地夸大了海洋对人类历史的影响，认定“大海挟着人类超越了那些思想和行动的有限的圈子”
，认定这种超越土地限制的特性是亚洲各国包括中国所不具备的。
据此，“黄色文明论”
判定“中国人即使来到海上也还是不能超越陆地上那种有限的思想和行动的圈子。”
“黄色文明论”
提出的文明普遍衰落、唯有蓝色文明“一枝独秀”
的论点，则直接来自汤因比的《历史研究》。
正是在这部著作中，汤因比认为，绝大多数文明包括中华文明已经衰落和解体，唯有西方文明“闪烁神圣的光辉”
，“成为最后孕育一个新的文明的种子。”
但是，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是，汤因比后来在其《展望二十一世纪》中，对他过去的中国文明观作出了重大的修正，即不再把中国文明视为封闭文明，相反却认为，在历史的长河中，中华民族已培育出一种“世界精神”
；不再把中国当作衰败和死亡的文明，相反却认为，在未来人类统一的过程中，中国文明将发挥主导作用。
当然，我注意到，地理环境在人类社会早期的作用是比较大的，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自然日益人化，社会不断向自然扩展和延伸，地理环境对社会的作用越来越由直接转变为间接。
但是，不能由此得出结论：生产力与地理环境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成反比，即生产力的作用越来越大，地理环境的作用越来越小，最终趋向于零。
实际上，生产力的发展只能改变地理环境中不同因素的作用，而不可能否定地理环境作用；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弥补、减少社会对某种自然条件的依赖性，但同时又增加了社会对另一些自然条件的依赖性。
因此，地理环境作为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作为人与自然进行物质交换的领域是永恒起作用的因素，决不会趋于零。
全部问题只是在于，要对这种作用给予科学的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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