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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关于史注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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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史注有了重大发展，以至于成为史学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从历史文献学的领域来看，更是其走向成熟的标志之一。
然而，当时人们对于史注的认识也还存在一些歧异，反映了这方面的思想尚在发展之中。
刘知幾的《史通》专有《补注》篇，详细地论述了作者对于史注的见解。
刘知幾在《补注》篇中指出：注的本意在于训诂，一曰传，二曰注：“传者转也，转授于无穷；注者流也，流通而靡绝。”
基于此，他推崇韩婴、戴德、戴圣、服虔、郑玄等人对经书所作的注，称赞裴驷、李斐、李奇、应劭、晋灼等人对“三史”
即《史记》、《汉书》、《东观汉记》所作的注，誉为“开导后学，发明先义，古今传授，是曰儒宗”
。
如此看来，刘知幾对于史注的必要性及其作用，是肯定的。
他对“转授”
和“流通”
的意义的重视，以及对具体的注家的标榜，都表明了他的这一基本认识。
当然，刘知幾也十分明确地批评了几种形式的史注，认为它们是没有必要存在的。
他批评的第一种史注形式，是“文言美辞列于章句，委曲叙事存于细书”
，这大都反映在“史传小书，人物杂记”
之中。
他批评的第二种史注形式，是“掇众史之异辞，补前书之所阙”
，如裴松之注《三国志》、刘昭注《两汉书》、刘孝标注《世说》等。
他批评的第三种史注形式，是“除烦则意有所吝，毕载则言有所妨，遂乃定彼榛桔，列为子注”
，如杨衒之的《洛阳伽蓝记》、王劭《齐志》等。
刘知幾还进一步指出：裴松之的《三国志注》，是“喜聚异同，不加刊定，恣其击难，坐长烦芜”
。
刘昭的《两汉书》注，是“言尽非要，事皆不急”
，“多见其无识也”
。
刘孝标的《世说新语》注，是“留情于委巷小说，锐思于流俗短书，可谓劳而无功，费而无当者矣”
。
杨衒之等人的自注（亦曰子注）“琐杂”
、“鄙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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