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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史写作与价值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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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虹 武汉合美术馆执行馆长
为中国当代艺术史的写作做好必要的铺垫工作
2001年以来，我先后主编出版了《中国当代美术图鉴：1979—1999》（六集）、《新世纪中国当代艺术图鉴：2000—2005》；2009年12月还推出了《聚变：中国当代艺术图鉴：2005—2009》[1]。
虽然这些不同版本的图鉴按时间顺序，以文图对照的方式介绍了众多优秀的中国当代艺术作品，但并非传统意义上的艺术史本身，至多只能算是图录史。
实际上，它们不过是我为日后即将从事有关中国当代艺术史写作所做的基础工作而已。
怎么会想到要连续主编一系列当代艺术图鉴呢？这显然与我自己的经历与研究方向有关。
1978年，我考入了湖北美院，毕业后又分别在湖北美协创研部与深圳美术馆创研部工作，不仅完整目睹了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过程，也在很大程度上参与其中，所以我一直希望撰写这一段具有重大转折意义的伟大历史。
1998年春天，我回武汉时购买了一本书，名为《艺术教育：批评的必要性》[2]，看后深受启发，因为书中介绍了著名艺术史家詹森的写作方法，那就是在撰写艺术史之前，要列出一个有意义的艺术作品目录，为此，他挑选了1000多幅优秀艺术品，进而汇集成了《艺术史上的重要作品》一书[3]。
他的工作足以证明：具有杰出艺术价值的作品是书写艺术史不可或缺的环节与重要材料，而做重要艺术作品的排序工作，则十分有利于艺术史家从中探寻重要的艺术问题与书写的框架。
于是，我也尝试着去做相同的工作，由于当时并没有数码技术的支持，主要还是请艺术家要图片，或者用传统相机翻拍画册，然后再配上相关的文字资料，并按年代排放。
起初，我也并没想到要去出版这些东西。
1999年秋天，我的老师、湖北教育出版社的编辑陈伟先生来深圳美术馆时，看到了我正在做的工作，他提议将我收集的图片与文字资料分类出版，并认为在读图时代，这种以图为主、以文为辅的书籍很适于读者的需要。
他的建议令我十分感兴趣，幸运的是，湖北教育出版社的领导很快同意了我的出版方案，往后，我就开始了具体的编辑工作。
其基本体例是结合具体作品图片，附上少量的文字说明与艺术家简历，另外还在每集书的前面配上了相关评介文章。
不过，收集资料为自己所用与出版毕竟有很大的不同，前者可在发现错误时随时修正，后者则要求在出版时保证不能出错。
考虑到工作量实在太大，我特约黄专、傅中望、石冲、刘子建等人一同参与了编辑工作。
经过共同努力，加上很多艺术家与批评家的大力支持，该书于在2001年9月正式出版。
2006年10月，这一工作又得到了有效的延续，在我的朋友、湖南美术出版社李路明先生的大力支持下，我接着主编出版了《新世纪中国当代艺术图鉴：2000—2005》，体例与前者大致相同，只是基于当代艺术的创作特点，作品并没有按照传统的媒材分类，而是完全按时间顺序排出。
再往后，我又在朋友冀少峰的大力支持下，于2009年12月在河北美术出版社继续主编出版了《聚变：中国当代艺术图鉴：2005—2009》。
好在新媒体的出现为我的工作提供了极有力的支持，此外还有韩晶、刘媛等年轻人的大力协助，后两本书的编辑出版工作很是顺利。
在这样的过程中，我不仅为自己今后即将从事的中国当代艺术史的写作收集了大量的图片材料与文字资料，也为中国当代艺术史的书写做了一些积累与铺垫的工作。
大家知道，许多中国当代艺术家的画册与资料大多是没有书号的，而且散落于各处，由于一直没有专门的图书馆与机构来收藏，不要说过了很多年，就是现在，人们要通过众多画册来收集所需要的图像资料与文字资料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4]相信我所做的工作能够为今天或以后的同人提供一点点帮助，同时也可让一些读者了解或掌握中国当代艺术发展的大致状况，很显然，这也是我能够聊以**和愿意花费时间去做的原因。
在中国当代艺术史已经发展了四十年的今天，有很多学者都在探讨中国当代艺术史的写作问题，但无论观点有多大的差异，在强调对资料的收集上却大体是一致的。
事实证明，这样的基础性工作越早做越好，否则很多宝贵资料就会在不知不觉中丧失。
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85美术新潮”
前后的许多资料已经完全丧失了，很难再找到，这一点完全可以从几个反映“'85美术新潮”
的展览与相关书籍中看出。
只有少量的作品在专业的《美术》杂志上发表过，图片质量也极差，这就给艺术史研究留下了永远的遗憾。
好在有许多同人已经认识到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并展开了大量有效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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