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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从客观决定性到意志自由[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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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行动哲学研究的方法论变革
尽管国内外学者对今天的“第一哲学”
是什么众说纷纭。
但是，当代西方许多重要哲学家，特别是分析哲学阵营之中的很多哲学家，都认为心灵哲学是当代的第一哲学，因为“处理语言、知识、伦理学、社会、自由意志、合理性等问题以及许多其他问题，最好要通过对精神现象的理解”
[2]。
从这种角度来看，心灵哲学研究不仅是当代分析哲学的主攻方向，也因此而成为当代哲学研究的主流之一。
而就当今心灵哲学研究的基本状况而言，我们可以说，当代心灵哲学家们虽然已经充分认识到笛卡尔心—身二元论的根本性错误和相应的深远影响，因而试图通过进行行动哲学研究来摸索新的出路，但总的说来，这些探讨和研究尚处于众说纷纭的摸索甚至停滞不前的局面之中。
这一点既可以通过“尽管许多最杰出的哲学家和最杰出的哲学家之外的最优秀的人都曾关注过这一问题，但他们却从未提出过一个关于心灵的确定的、没有争议的观点”
[3]这样一望可知的基本状况而得到证明，也可以由下列学理性研究困境而加以证明，即在绝大多数行动哲学家那里，客观决定性和意志自由或者说外部客观实在的决定作用和主体所期望的自由意志这两个方面，仍然处于截然对立的“水火不相容”
状态。
也就是说，在这些哲学家看来，如果承认作为客观实在的外部世界具有因果性，因此通过使人同样处于因果链条之中而对人发挥决定性作用，那么，人所追求的意志自由就根本无从谈起;反之，如果肯定人的自由意志具有存在的合理性，人只有通过发挥其自由意志才能过上美好生活，那就绝对不能承认外部实在的因果决定性、不能承认研究和表述这种决定性的决定论。
那么，作为心灵哲学研究之核心部分的行动哲学研究怎样才能走出这种困境，实现具有建设性意义的根本突破呢?
一般说来，任何一个哲学分支学科的研究在遇到困境的时候，都有必要认真地反思一下其研究所使用的基本倾向、思维方式和研究模式，行动哲学研究也不例外。
因此，只有通过对这种研究方法论进行系统深刻的批判反思、因而真正达到方法论的自觉，行动哲学研究才有可能实现真正具有建设性意义的突破。
有鉴于此，本文试图对行动哲学研究的方法论进行一番概略的批判反思，以期探索一条具有建设性意义的学术理路。
在我看来，只有用具有动态生成特征的社会个体生成论（theSodividualGrowing-upTheory）的方法论，彻底扬弃和取代基于抽象个体的预成论研究方法论，这样的建设性突破才是可能的。
囿于篇幅，这里只能对以下三个主要方面进行论述，即:第一，客观决定性在何种意义上妨碍了自由意志?突出强调预成论和作为其产物的平面化视角使研究者认为这两者水火不相容;第二，第一人称的“人”
能够有“自由意志”
吗?主要揭示行动哲学的方法论把意志自由虚无化的过程和结果;第三，从客观决定性到意志自由，概略表明只有运用社会个体生成论的方法论视角，才能真正揭示客观实在的决定作用与意志自由的关系，使行动哲学研究能够通过引进现实的“社会—个体”
关系而走出当前的学术困境，逐步实现具有建设性意义的实质性突破。
第一，客观决定性在何种意义上妨碍了自由意志?
外部客观世界的决定作用与作为主体的人所具有的意志自由究竟是什么关系?一般说来，特别是在20世纪以前，绝大多数以自然科学为典范的西方哲学家所主要关注的，都是如何才能获得绝对可靠的知识。
因为在他们看来，只要获得了严格、精确和具有普遍有效性的知识，并且把这种以自然科学知识为主要表现形式的真理运用于变革外部世界的活动，人们就可以通过获得相应的丰硕物质成果而过上美好的生活[4]。
因此，这些哲学家很少涉及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抑或往往只是探讨其中的某一个方面，至于它们究竟是不是截然对立的关系，并没有多少明确的系统论述。
不过，进入20世纪以后，特别是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亦即在包括进行行动哲学研究的分析哲学家在内的不少当代西方哲学家看来，客观的外部实在及其通过因果关系表现出来的客观决定性，与人的意志自由是截然对立、水火不相容的关系。
当代美国著名哲学家J.塞尔就曾经明确指出，西方哲学界自现代以来出现的几乎所有形式的反实在论，都是为了使一种基本的权利冲动得到满足。
在这些研究者看来，承认人应当受“实在世界”
支配，并因此承认自己的表象应当与外界事物相符合，是令人难以忍受的。
所以，他们的动因都是“一种权力意志。
……人们以为，如果没有实在世界，那么科学就与人文学科处于相同的基础上。
……如果实在世界仅仅是一种发明——一种设计出来旨在压迫边缘性的社会成分的社会构造——那么就让我们摆脱实在世界来构造我们所需要的世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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