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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威尔逊主义与五四运动的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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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战”
结束之际，威尔逊主义在中国大行其道，固然与克里尔领导的美国公共情报委员会的幕后推动以及蒋梦麟为首的亲美知识分子的积极鼓吹有关，但是欧战结束所带来的民主和平的国际潮流也是大势所趋。
如蒋梦麟所言：“那时正是欧战后不久，自由与民主正风靡全世界，威尔逊主义已引起中国有识之士的注意。
中国青年正浸**于战后由欧美涌至的新思想。”
[183]威尔逊主义所标榜的“使世界和平公道之正义，不为私心所制服”
[184]，以及“民族自决”
的原则特别容易受到中国的欢迎。
除中国之外，威尔逊主义在世界其他地区也受到广泛的欢迎。
随着同盟国的战败，威尔逊主义风靡欧洲各国。
在1918年12月的爱尔兰大选中，威尔逊主义发挥了关键作用；阿拉伯地区的领袖们也用威尔逊主义抵抗英、法两国在中东地区的殖民阴谋；土耳其军队领袖把威尔逊主义当作民族独立的救命稻草；越南民族领袖胡志明亲自到巴黎和会求见威尔逊，请求威尔逊支持越南民族自决；在朝鲜则爆发了1919年的“三一运动”
。
[185]中国的五四运动也是在席卷全球的威尔逊主义的影响下爆发的。
值得注意的是，在欧战行将结束之际，研究系领袖梁启超已经敏感地意识到威尔逊主义可以成为中国和平运动的思想武器。
当徐世昌在1918年9月11日通电就任总统之后[186]，梁启超立即上书徐世昌，建议徐世昌旗帜鲜明地宣誓裁兵，外交重心应由日本转向欧美诸国[187]。
威尔逊主义对中国内政的直接影响，就是威尔逊特意选择在1918年10月10日中华民国的国庆日致电中国总统徐世昌，劝告中国停止内战，实现国家的和平统一。
[188]根据威尔逊的建议，徐世昌在当月25日发表了和平命令。
[189]1918年11月22日，北京公使馆的英、美、法、日、意等国代表召开外交团会议，支持徐世昌的停战决定；美国公使芮恩施还起草了一份备忘录，主张“只有重新统一的中国才能获得列强的支援”
[190]。
在这种新的政治形势下，原先宣称绝不参与政治活动的北大校长蔡元培也参与了和平运动，他与研究系的熊希龄一同发起了和平期成会。
[191]正是威尔逊主义促使蔡元培在1918年底走上了干预政治的道路，如胡适所言：“蔡先生和当日的几个开明的政治家（如林长民、汪大燮）都是宣传威尔逊主义最出力的人。”
[192]1918年11月15日，蔡元培在天安门举行庆祝协约国胜利的群众大会上发表题为《黑暗与光明的消长》的演说，其中说：“我希望国内持强权论的，崇拜武断主义的，好弄阴谋的，执着偏见想用一派势力统治全国的，都快快抛弃了这种黑暗主义，向光明方面去呵！”
[193]蔡元培这一天的演说，也被胡适视为“北京大学走上干涉政治的路子”
和“蔡先生带着我们不能脱离政治的努力”
的开端。
[194]
简言之，在五四运动前，威尔逊主义已经成为大总统徐世昌、研究系领袖梁启超以及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等政治家和舆论领袖发起国内和平运动的理论支撑。
在媒体的宣扬下，威尔逊主义已经成为一种强势话语，即使穷兵黩武的北洋军阀将领也不敢公开反对它。
1918年10月27日，皖系军阀倪嗣冲致电和平期成会会长熊希龄说：“嗣冲虽愚，然区区爱国之诚，正与诸公不谋而合，苟能和平统一，尤所祷祝以求。”
[195]对于研究系发起的和平运动，直系军阀曹锟也表示，“诸公爱国爱群，同深钦仰，此番登高一呼，当必如响斯应”
[196]。
虽然这只是军阀的奉承之词，但是在威尔逊主义倡议下的中国和平运动毕竟获得了政治上的合法性，让好战的北洋军阀不敢公然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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