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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五四运动与吴佩孚的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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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的巴黎和会与上海和会，构成了这一年中国在外交与内政上的两个中心，不同的政治派系、军阀集团以及公众舆论都卷入进来。
[30]其中，1919年，巴黎和会山东问题交涉的失败，直接引发了五四运动。
上海和会的召开与失败，也与巴黎和会中国外交的危机，形成有力的互动局面。
这内外两个和会将公众舆论的视线都聚焦在皖系军阀段祺瑞及其御用国会安福国会上。
皖系军阀和安福国会因此成为国民公敌，他们要为中国内政与外交的失败负责。
巴黎和会与上海和会引发公众舆论对皖系军阀和安福系的批判，同时也成就了一颗冉冉升起的政治新星，此人就是直隶第三师师长吴佩孚。
1919年是近代中国的历史拐点，时局中的许多政治人物的命运因此而发生变化。
时局的转变造成了新的政治机遇，而能在此关键时刻抓住历史机遇的人，自然就能够获得命运之神的垂青。
这一年中国政局中的宠儿，当然非吴佩孚莫属。
自1918年秋，吴佩孚通电主和以来，他一直是作为皖系军阀的公开的反对派而闻名于世的。
但是，吴佩孚的反对声音也引起了皖系军阀的公然愤怒。
为此，皖系军阀准备制裁吴佩孚。
安福系机关报《公言报》批评说，吴佩孚“身为国军将领，不受政府命令，通电主和，已属荒谬绝伦。
然犹得谓为有息争爱民之心。
乃其寝日通电竟与西南人物会衔。
西南人物者，不遵国纪，反抗中央，所谓叛党者也。
与叛党会衔通电，是亦叛党之流也。
是率国军而投降于南方也”
[31]。
据称，皖系方面准备提出“惩戒令”
，借此教训吴佩孚。
皖系军阀把持的北洋政府以“中央名义”
惩戒吴佩孚，认为吴佩孚勾结西南“叛军”
，与“叛党同流合污”
，自然具有以上凌下的政治气势。
安福系机关报《公言报》还批评吴佩孚和长江三督通电干涉国内和平会议，实开“武人干政之先阶”
[32]。
更何况，此时的西南军阀在公众舆论看来，也并无特别的道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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