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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近代外交的“通信变革”
：清末民初国际宣传政策形成之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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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4年，美国人塞缪尔·F.B.莫尔斯拍发了人类历史上第一封电报，从此，人类历史进入了电信传播的新时代。
该技术的出现大大加强了信息传播对人类社会行为的影响。
由此，现代人类也更深地陷入美国传播学学者邓肯（Dun）所谓的“传播困境”
，即“信息传播本能地导致人类社会冲突，但人类为了生存又无法放弃信息传播”
。
[1]不管怎样，电信技术的传播和推广，也造成了一个重要结果，即“人的责任意识提到了很高的程度”
。
如麦克卢汉所言：“他们现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正如我们与他们的生活紧紧地纠缠在一起一样，这可得归究于电力时代的媒介。
这是忧虑的时代，因为电力技术的内爆迫使人承担义务并参与行动，他完全不顾及个人的任何‘观点’。”
[2]电信技术的出现使得国际交往更加密切，它在构建一个民族国家的共同体时，也在构建一个国际秩序的共同体。
近年来，近代中国的“国际化”
问题已逐渐引起学界的关注，但多侧重于研究对外关系领域中的某些历史事件，而忽略了对晚清民国政府在国际宣传方面的深入研究。
[3]事实上，清末民初的中国政府重视国际宣传意味着对自身国际形象的重视，是国家认同意识增强的重要体现，探讨此问题有助于理解近代中国在国际化进程中的复杂遭遇，也有助于理解时人是如何理解“谁是中国人”
这一国家身份认同问题的。
本文拟探讨的问题是，电信如何影响清末民初的中国对外交往方式，以及当时的国际宣传政策又是如何制定的。
一、电信“缩小时空”
与对外宣传的初步尝试
新的传播方式构建新的社会秩序。
自19世纪60年代以来，在西方列强的催逼下，晚清政府开始缓慢地接受电报这一新技术，如总理衙门指出，“其意倡于俄，而英法继之，一国扬其波，众国遂随其流”
[4]。
1877年6月，北洋大臣李鸿章创办中国第一条电报线——津衙线。
[5]其后，电报通信逐步地改变了中国人的生活方式。
1883年11月，赫德在给同僚金登干（JamesDunCampbell）的信中指出，晚清政府引进电报等新事物，“虽然有些像在破烂的外表上打上补丁，但它们总有一天会伸向内部，一旦到达那里，它们就会获得新生命，并且像酵母那样再向外发酵，从而改变广大群众的性格，产生出前途雄伟的中华”
[6]。
晚清国人也是按照这种新的传播方式理解外部世界的。
当电报真正成为晚清国人社会生活的一部分时，一个新的社会秩序也就隐然形成了，如何伟亚所言，“欧美人1900年所思考的和所要对之发挥作用的中国，已经不是额尔金勋爵1860年曾经思考过的那个中国了。
中国并不仅仅是内部发生了变化，而且通过19世纪下半叶不断进行的文书工作，对于19世纪末的外国观察者们来说，中国这一名称所代表的已经是一整套完全不同的客观‘事实’了”
[7]。
晚清电信网络的国际化既是一种国际通信技术的必然合作，也是中外电信主权交涉妥协的结果。
由于国力有限，当时通往海外的电信主权由列强控制，清政府所控制的只是陆线。
自19世纪60年代起，列强就不断要求在中国架设陆线，但遭到清政府的坚决抵制。
1867年5月22日，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Ansame）在给国务卿苏华德（WilliamHenrySeward）的信中写道：“我认为在中国安置陆线，一时无望，便向中方提出：美国公司计划从广州开始，沿海岸设置海底电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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