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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历史教育，适应新时代民众素质提升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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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沛
在人类发展进程中，历史学时常会被作为最为古老、最具智慧、最有人文精神的学科加以礼遇，“读史使人明智”
等名言，表明历史学具有培育人文精神、提升民众素质的重要功能。
然而历史学本身的思维取向上存在着不少问题，非学术因素的侵扰无所不在，其所承载的人文价值，真的可以顺利地将历史的经验与教训展示出来并教育民众吗?进入网络时代和大数据时代，历史学如何改革自我，以适应新时代提升民众素质的要求，是迫在眉睫的大课题，也是大难题。
一清醒明了历史教育的优势与短处
历史学及其研究对象具有诸多特点，使得它在民众素质教育方面具有天然的优势。
如历史学具有重要的文化积累功能和强化集体记忆功能。
对于人类而言，大多数群体的凝聚力源于集体记忆，这也是共同情感形成的基础。
历史学承载着宗教、哲学与历史的三重责任，是政治合法性的重要载体，所以意识形态会对历史学十分重视。
历史学告诉我们，要冷静、理性地分析事物而不是冲动、浪漫地思考。
对于史学而言，利
益的思考是第一要务，透析的是人的本质，要尽力避免以道德主义、民族情感去认同别人或想象别人。
此外，理性的思考需要具有一定科学素养的分析，需要逻辑化、缜密的考证，因此历史研究必须要从培养理性化思维入手。
历史研究对于一些影响至今的重大问题的讨论，是行政、经济及文化决策时所必须考虑的因素。
一些国家、民族间的历史恩怨没有得到解决，某种程度上成为影响两国及民族间关系的重大问题，诸如中日关系、蒙古国与中国的关系、中朝关系等。
历史学强调从长时段考察某一区域的历史与文化发展特征，强调其延续性，对于认识各区域历史与文化特征及其对现实发展的影响也是至关重要的。
中国是历史学发展较为发达的国家，较为重视历史学的教育功能，彪炳青史或遗臭万年的评价，对历代政治家、士大夫和知识群体都是极具分量的价值判断。
限于知识的传承及对于文化资源掌控的路径，中国古代的历史学多是帝王史学，胡适给出的二十四史皆帝王家史的评价，基本符合主流古史的特征。
近代以来，史学的品质日益变质，多因国家—民族立场建构、道德价值建构等而难以独立发言，民众思想及社会生活则多因难登大雅之堂而湮没，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此后历史学的记载及今天历史学研究的层次感和价值认识。
限于空间及认识局限的民众，虽然以自身视角演绎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评价，也多视官家史学为阳春白雪而敬而远之。
历史学可以有多种表述方式，如历史原生态、民间记述的历史、文献记载的历史、官修史学、外人眼中的历史等，但总体而言，官修史学和众多史家的记载与研究是影响最大的历史叙述，这一历史叙述由不同历史、知识背景下成长起来的史学家建构，同时也是基于官方意识形态的建构，它存在着“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
的现象。
因此，今天研究所基于的历史基础，因众多虚言或误传成分已经进入而变得难以辨析。
近代以来，西方学科体系进入中国后，史学即逐渐被纳入人文学科，对于人才知识体系的构建也渐渐单一化，1949年苏联教育体系引入后，过细划分学科门类更强化了这一形态。
影响至今，致使史学人才的知识结构多是人文的，无力解释史学研究对象的复杂过程和多因素的复杂性，今天的研究与历史真相间相差何至千里?如果不理解今天时代变迁的最重要动力何在或结构性因素是什么，我们就难以理解历史变动的规律性问题，史学对于人们价值观转变的作用及意义也会非常有限。
历史学所倡导的既有经验传承，或许在局部或个人生活上有意义，但在人类发展道路的选择上是有相当局限性的。
严格而言，历史长河的延伸是自然过程，没有谁能预设未来，因此历史不能完全用必然性进行解释，更何况这种意义的发掘，要基于历史学家的个人素质及视野。
此外，时空转变，意义必然更替，历史学不能只强调经验传承，更应看到这些经验的局限性，并非所有的传统文化均可以化腐朽为神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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