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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党的领导核心：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
为了筹备建党，马克思、恩格斯认为首先要通过通讯方式联络英、法、德等国的共产主义者，交换意见，沟通信息，弄清分歧，明辨是非，取得共识，统一思想，再进而从组织上建党。
马克思自1843年10月迁居巴黎后，在15个月之中一直在这里从事革命活动，法国政府本来对他就存有戒心，加上普鲁士政府的压力，1845年1月他终于被法国政府下令驱逐出境，2月他一家被迫迁往比利时布鲁塞尔栖身，4月初恩格斯也从德国迁到马克思近处，与他毗邻，都住工人集中的地区。
两位战友会师后就在当地发起成立了第一个共产党小组，在半年多时间内联络团结了十多位战友，其中大部分是德国的流亡者，如前炮兵军官、新闻工作者约瑟夫·魏德迈，政论家、教员威廉·沃尔弗，政论家斐迪南·沃尔弗，作家塞巴斯蒂安·戴勒尔，新闻工作者路易·海尔堡，还有马克思的内弟埃德加尔·威斯特华伦等人。
这一批人可以说是世界上
第一个共产党的创始党员。
他们时常聚会，商谈筹备建立共产党之事。
1846年1月初，正式成立了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大家民主选举马克思、恩格斯和比利时档案保管员菲利浦·日果（1820—1860）为常务委员会委员，领导委员会的日常工作。
选举日果为常委，显然是为了通过他便于联系比利时的共产主义者。
新选出的常委会当即拟订了发展组织和开展宣传的计划。
随后写信或派人分别与伦敦、巴黎和德国的爱北斐特以及威斯特伐利亚、西里西亚地区的一些城市的战友建立联系，先后在英、法、德三国建立了几个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或共产主义小组。
很难得，当年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与各地委员会或小组及其负责人来往的几十封信函都已收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1卷，从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当年筹建世界上第一个共产党过程中得到的响应和遇到的阻力。
例如，伦敦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1846年7月17日给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的信中表示：“我们共产主义者虽有千百万，但我们却还没有建立起政党。
从这一点也足以看出，这方面的必要性已成熟到了何等地步。”
应该在革命风暴来临前就把党建立起来，否则“共和派、改良派等却要收获我们播种的成果。”
建党要“越快越好，任何拖延都孕育着危险”
。
伦敦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甚至建议就在1846年年底以前在伦敦召开建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因为在伦敦开会比在德国和比利时更安全，“不用担心警察当局会抓住我们”
①.
4个月后，即1846年11月1日伦敦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又给布鲁塞尔通讯委员会去信，反映了当时普鲁士专制政府的国王和笃信宗教的牧师、骑士、银行家等结成联盟，“为了对付几百个贫穷的无产者，他们居然在教堂的讲台上向上帝求援，求它保佑在伦敦的德国青年的心灵不受无神论和共产主义的毒害，求它挥动力大无穷的手掌粉碎我们的图谋不轨。
可他们至今一无所获，反而火上浇油。
我们这些毫不知名的人竟变成大名鼎鼎的人物了。
现在，人人都想认识一下可怕的共产主义者，都想亲眼看看我们究竟是不是真的像魔鬼一样，头上长角，脚上有蹄，屁股上拉条小尾巴。
因此，每逢晚上我们开会，会场总是挤得水泄不通，我们的房东不得不扩大房间。”
可见尽管反动派给共产主义者施加压力，共产主义者正面的说理宣传对于平民百姓还是很有吸引力的。
信中还说道，伦敦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领导的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从1846年7月开始已派120多名会员到欧洲各地宣传共产主义原则：“我们从德国、特别是从汉堡和柏林获悉了令人可喜的消息。
所有的工厂都在热烈讨论共产主义。”
②
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同英、法、德、瑞士等国共产主义者的联络工作卓有成效。
马克思、恩格斯经过了解各地工人政治组织的具体情况，他们认为要尽快建立共产党，最好把重点放在改造正义者同盟上。
为什么会是这样呢?这就要追本溯源了解正义者同盟的由来。
对此还有一些鲜为人知的往事，在这里要稍加细说。
最早是1832年在巴黎成立了德意志人民协会。
这是德国革命流亡者和迁徙到国外的手工业帮工在国外建立的第一个德国革命者的组织，旨在为德国的自由民主和国家统一而斗争。
会员曾达到五六百人之多。
翌年，即1833年德国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市发生了武装袭击警察岗哨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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