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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提出唯心主义观点代替宣言的唯物主义观点。
他们不是把现实关系、而是把意志描绘成革命中的主要东西”
，“他们不得不用革命的词句代替实际的革命发展”
①。
少数派不仅坚持形而上学唯心主义观点，而且攻击《共产党宣言》的维护者为“反动分子”
，企图用这种方法使他们威信扫地。
为了维护党的团结，马克思提议：把中央委员会从伦敦迁往科伦，由科伦区部委员会组成新的中央委员会（新的中央委员会随即由医生丹尼尔斯、雪茄烟工人勒泽尔、记者毕尔格尔斯等人组成）;在伦敦组织两个区部，让两种观点不同的人分属两个区部，彼此不发生关系。
这个组织措施的用意显然是考虑到：在国内领导工作的同志比较容易从国内现实情况出发，判断究竟哪一种观点、哪一种策略才符合德国的实际；准备通过实践的检验来使党内的认识趋于一致。
中央委员会在表决这一提案时，以六比四多数票通过。
沙佩尔等人不遵守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原则，在会上提出抗议，会后他们四个人另立中央委员会，组织宗派集团，并于9月17日开会决定派人回国游说科伦等支部，承认他们的中央委员会，还拉拢法国布朗基派、英国宪章派的一些人，力图把多数派开除出盟。
于是马克思、恩格斯不得不于10月拒绝了布朗基派和宪章派关于共同讨论“世界革命共产主义者协会”
行动方针的要求，实际上结束了三派的合作，并于11月11日通过他们所在的伦敦区部建议科伦的同盟中央委员会把犯有严重主观主义、冒险主义、宗派主义错误并且从事分裂活动的沙佩尔和维利希开除出盟。
科伦的中央委员会当即发表《告同盟书》，谴责维利希—沙佩尔集团的分裂行为，并决定把他们开除出党。
中央又派四个特使分赴各地视察工作，并带去新章程，积极开展秘密工作。
如今重新总结这段同盟分裂的历史，我认为维利希、沙佩尔因坚持错误政治观点又另立中央在组织上分裂党，理应受到处分，但是立即把他们开除党籍未免过火。
按党章第38条规定，开除党籍必须经过代表大会，“只能由代表大会决定”
。
即便当时因情况紧急未能召开代表大会，还可以采取给予“暂令离盟”
轻一点的处分，以观后效。
由于过头过火的处分，使他们二人更加坚持己见。
在一年多中他们继续大肆活动，纠合一些小资产阶级流亡者，扬言要发动革命推翻政府。
这促使普鲁士反动政府更加严密搜捕共产党人。
这样就导致随后发生的科伦审判案。
到1852年7月沙佩尔开始认错悔过，并与维利希划清界限。
维利希成为孤家寡人后于1853年侨居美国，还参与美国内战，指挥部队打击南方奴隶主，1878年68岁客死异国他乡。
沙佩尔于1859年又回到革命队伍，马克思推荐他担任伦敦工人教育协会领导人，1865年他还当选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员。
他是勇于改过的社会主义运动活动家。
德国反动政府在1849年革命失败后加紧迫害同盟。
1850年12月迫使《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停刊，同时极力搜捕同盟的地下组织。
1851年5月10日，同盟密使诺特荣克（1821—1866，原是裁缝）在莱比锡车站被拘禁，继而许多领导人被捕，科伦中央委员会遭到破坏。
警察当局还采取派遣内奸打入党内的办法来窃取情报。
警探舍尔瓦尔打入维利希—沙佩尔集团领导的巴黎支部，他还被选入三人委员会；警探基伯里赫甚至当上了同盟斯特拉斯堡支部的主席；警探希尔施也混入伦敦区部，被查清面目后，当即被清除出去。
反动派经过一年多的精心策划、炮制伪证，于1852年10月7日到11月12日在科伦开庭审讯共产党人。
多数共产党人在法庭上揭露了警察当局的阴谋，驳斥了他们虚构的谰言，宣传了共产主义的理想，表现出了共产党人威武不能屈的忠贞气节，维护了共产党人的荣誉。
只有个别人经不起考验而叛变①。
结果因证据不足，有4个人被宣告无罪；诺特荣克等7人被判处6年、5年或3年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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