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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战后第一任文部大臣前田多门虽然提出反对军国主义和国家主义，但却指出：“教育之根本不消说是以《教育敕语》为首……”
[7]战后第二任文部大臣安倍能成也声称：“没有理由可以变更我们对天皇《教育敕语》的尊崇，它仍是我们日常道德的准则。”
第三任文部大臣田中耕太郎也明确指出：“《教育敕语》已存在于整个历史时代，永不失误，永不可破，是日本人民道德的主要准则。”
[8]
另一些人则主张通过变更形式保留天皇敕语的基本精神。
例如，后来的文部大臣高桥圣一郎认为，《教育敕语》本来具有“丰富而光辉的思想”
，主要的问题，首先是“被人曲解和滥用了”
，其次是时代发生了变化，所以应当由天皇颁布新的教育敕语。
此外，为协助美国占领军和即将到来的美国教育使节团的工作而成立的“日本方面委员会”
也在他们的报告书中说：“教育诏书揭示了天经地义的公道，并非错误的，但是随着形势的进展，有些内容不适于再作为国民今后的精神生活的准则了，所以想求天皇再发一个新诏书以明示作为和平日本建设的根底的新国民教育方针，以及国民精神生活的新方向。”
[9]他们甚至详细地提出了新诏书应有的主要基调、基本内容、语言风格等。
官方的上述复旧言论遭到了社会各界进步民主势力的强烈批评。
例如，《读卖新闻》的社论《是什么阻碍了教育复兴》认为，教育敕语是封建儒教的教条的产物，应该历史地从民主主义的立场上进行审判。
一些学者还在日本国会以《论废止天皇敕语》为题发表言论，要求用合法的指令直接地、坦率地、毫不含糊地废止过去的《教育敕语》。
在社会各方对“保留《教育敕语》”
和“天皇颁布新教育诏书”
的不断批评下，文部省的《关于诏书及敕语的处理办法》不得不承认应该抛弃以《教育敕语》作为教育唯一渊源的观点。
然而，在日本新的宪法和《教育基本法》颁布后的一年多时间里，官方竟然对《教育敕语》一直没有采取废止措施，这一现象说明了旧思想的顽固性；就当时的情况看，美国占领军及“美国教育使节团”
的暧昧态度也助长了这一现象。
1946年3月，美国教育使节团的报告仅仅提出：“宣读《教育敕语》的典礼可不必遵行。
对学校里挂的天皇肖像也无须深深施礼。”
[10]丝毫没有废止《教育敕语》的意思，更谈不上对“敕语”
的深刻分析和批判。
经历较长时间的论争，直到1948年6月日本众参两院才通过了废止《教育敕语》的议案，此后文部省也才命令《教育敕语》的所有副本都从所有学校中清除。
《教育敕语》真正在法律上和组织上的废除至此才得以实现。
占领期日本教育领域中的进步与保守思想的论争还表现在其他众多方面，例如，教育管理思想上关于地方教育委员会的民选制与任命制之争等。
虽然总的看来在当时是民主势力占上风，但是保守的尊皇思想并没有随着新宪法和《教育基本法》等进步性法律的制定而消失，它们在后来的适当时机改头换面地再现出来，成为影响20世纪下半期乃至后来日本教育思想和实践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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