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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种情况引起了广大人士对资本主义社会学校教育的反思，对自由派教育理论的质疑。
而许多持激进主义观点的教育学者则纷纷指出，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企图通过教育实现公平的社会流动和社会平等化，只不过是自由派教育家的理想。
他们认为，与其说资本主义的学校教育是“平等化”
的机器，不如说它扩大和加深了原有的不平等。
资本主义的学校教育只能是社会不平等的维持者，而不可能成为社会变革的推动者。
激进主义教育学者对资本主义的学校教育的强烈指责和对自由派教育理论的批评，也引发了一些“新马克思主义”
者对教育问题的兴趣和关注。
三、“马克思热”
的出现
“新马克思主义”
出现于20世纪20年代初。
当时西欧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爆发的工人革命运动相继失败，资本主义社会进入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
这使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开始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反思。
他们认为，欧洲工人革命运动失败的根本原因不在于经济条件不成熟，而在于无产阶级革命意识的不成熟。
他们把强调历史唯物论的马克思主义称为庸俗的马克思主义，而将研究中心从经济领域转向意识形态领域。
这些人被视为第一代“新马克思主义”
者。
20世纪30年代初，马克思的一些早期著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等首次公开发表。
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和西方学者似乎从这些著作中得到了“新”
的重大发现，掀起了研究马克思主义的**。
但其中许多人主要是抓住经过他们自己诠释和理解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大做文章。
这便是所谓第二代“新马克思主义”
者。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新形势进一步引起了西方许多理论家和社会活动家对马克思主义的兴趣，在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开始出现“新左派”
运动。
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不但在西方出现了所谓“马克思学”
，甚至形成一股“马克思热”
。
这种情况也反映到学校和教育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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