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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尽管教育可以影响劳动阶梯的形成，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教育能改变收入的实际分配。
改变收入分配不仅是劳动力等级阶梯的功能，而且也是职业机会分配的功能。
例如，随着各级教育的发展，大学毕业生供给的日益增加，将导致他们接受更低级的职业机会分配。
在这个过程中，受过大学教育的人可能接受中学毕业生所从事的最好职业，从而导致中等学校毕业生平均收入的下降。
这样将保持具有高等教育水平与具有中等教育水平的劳工之间的明显的工资差异。
但是，思罗认为，这一工资差异并不表明富人比穷人有更大的潜在生产率，也不表明贫富之间有收入均等的机会，所以，“大量的教育投资必然造成浪费，它们根本不会带来人们所期望的平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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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潘斯（M.Spence）于1973年发表的《筛选假设——就业市场信号》一文，正式阐述了教育筛选理论。
接着，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陶布曼（P.Taubmam）也发表了《作为投资和作为筛选工具的高等教育》（与T.威尔斯合著，1974年）、《收入不平等的原因》（1975年）、《收入的决定性因素：遗传学、家庭和其他环境》（1976年）等一系列论著，又进一步阐发了有关教育筛选理论。
这种所谓筛选理论认为，在大多数劳动力市场上，雇主和求职者相遇时，彼此缺乏供选雇时使用的完全信息，而雇主总是希望选雇具有适当能力的人，以便安排他去承担某一职位的工作。
在这种情况下，雇主只能从求职者的一些看得见、摸得着的个人特征和属性，即所谓“不完全信息”
去鉴定这位求职者。
史潘斯将这种个人特征和属性分为两类：一类叫“标识”
，它泛指求职者本人无力改变的属性，如该人的性别、种族、年龄等；另一类叫“信号”
，它泛指那些隶属于求职者个人并受自己操纵的、可以人为改变的特征，如教育水平等。
在史潘斯看来，“标识”
和“信号”
虽都是雇主决定选聘人员的条件概率分布的参数，但在求职者的个人“标识”
已成为既定的条件下，而反映求职者可以改变的“信号”
特征，特别是求职者的教育水平，便成为雇主识别求职者的能力，并决定从中选聘人员的一个“筛选装置”
。
教育筛选理论认为，教育作为一种“信号”
，不仅成为雇主鉴定和选聘求职者的一个“筛选装置”
，具有“筛选”
功能，而且也和工资有关。
和人力资本理论一样，筛选理论也注意研讨教育与收入（工资）的关系。
一般地说，筛选理论和人力资本理论都认为求职者的教育水平与工资高低成正比。
但是，在分析教育与收入之间关系的中间环节时，筛选理论却提出了不同于人力资本理论的观点。
人力资本理论认为，提高受教育程度就会提高一个人的劳动生产率，从而得到较高的工资，如图式：
而在筛选理论看来，教育只反映一个人的学历，只是一种较高的文凭，它可能对劳动生产率没有重大影响，但由于它向雇主提供了他需要雇用的求职者的品质的信号，从而可能得到雇主的雇聘，并付给较高的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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