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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生存论的开启与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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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当然应当从其生物性、机械性的层面寻求支撑，但是，除了这一层面，生命是否还存在着一种更为内在的伦理学的根据？这种人性根据恰恰是苏格拉底特别关心的问题。
苏格拉底年轻时也曾对事物为什么产生、消灭与存在着迷，比如冷和热是否通过发酵产生出动物组织？是用血还是用气、火来思想？是否由脑子提供听觉、视觉和嗅觉并形成记忆、意见进而产生知识？苏格拉底花了很多工夫钻研这类自然哲学问题，直到被那些研究搞得头晕眼花，“以致忘掉了我以前自己已通晓的事情，特别是对人类生长的原因”
[26]。
苏格拉底发现自己不适合这类研究，这时他注意到了阿那克萨戈拉的努斯说并使他大受启发。
在苏格拉底看来：“……是努斯安排并且造成万物的。
我很喜欢这种关于原因的说法，觉得它是对的；我想如果这样，努斯在安排事物时就会将每件事物安排得恰到好处。
如果有人要想发现某个特殊事物产生、消灭或存在的原因，就必须找出哪类存在的状态对它最好。
因此关于这件事物或其他方面，人需要考察的无过于什么是最好的、善的，这样他也必然知道什么是比较差的，因为认识好和坏、善和恶的是同一种知识。”
[27]前面说过，阿那克萨戈拉的努斯说中本身就蕴含着善的目的性，但这一目的性并未为阿那克萨戈拉本人明确意识到，进而也不可能在努斯说中展开。
阿那克萨戈拉具体展开努斯说时并没有摆脱伊奥尼亚唯物主义的传统，不仅如此还加进了更多的机械论式的生命理论。
在苏格拉底看来，阿那克萨戈拉“并没有把心灵当作世界秩序的原因，而是把空气、以太、水等许多荒谬的东西当作世界秩序的原因”
[28]。
自然哲学的问题并不在于用水火土气之类物质性元素的结合与分离解释自然事物的存在、生成与消失，而在于不应该用诸如骨肉、筋腱、嗓子、声音、空气之类的因果关系解释人的种种行为活动。
不能把事物的条件当成是事物的原因。
“如果有人说我要是没有骨头筋腱之类就不能做我认为恰当的事情，那是对的；可是说这些东西是我行动的原因，说我凭努斯行事却不根据最佳的选择，那就完全是无稽之谈了。”
[29]事物的因果关系当然可以用来解释自然事物的存在与生灭变化，但不能进一步用来解释人与社会。
苏格拉底注定要超越阿那克萨戈拉的努斯说。
在苏格拉底看来，生存世界的和谐与秩序在于善的目的性安排，人求知的目的就是这一“善”
，而且，人的求善本身就是人的知识化过程，这是人的应然生活，也是人最快乐的生活。
假若努斯是善本身，那么并不是努斯构造世界而是努斯安排世界。
人们常引用西塞罗的话说苏格拉底“把哲学从天上带到人间”
，一般说来这是对的，可是还需要追问：把哲学带到人间的目的是什么？事实上，智者派所做的工作同样也是“把哲学从天上带到人间”
。
普罗泰戈拉明确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者存在的尺度，是不存在者不存在的尺度。”
[30]这实际上是把认识问题从客体转换为主体，也只有在确立了认识主体的基础上，认识论才可能成立。
智者派所说的人既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社会性的人。
当把普罗泰戈拉的认识论与赫拉克利特的动变学说联系起来时，是指个人，但当考虑其伦理政治以及文明史的意义时，又是指社会的人。
但不管是指个人，还是指社会，当普罗泰戈拉把哲学的目标集中于人身上时，实际上又开创了文化哲学。
[31]智者派对人的关注基于经验。
自然科学家们虽不排斥经验观察，但他们的目的是要系统地表述某种永恒不变的关于世界本源（原）的原理，以及通过这一原理解释一切事物的存在与非存在，他们更重视演绎法。
智者派的立场就是经验主义的，他们既重视分析，也重视归纳，他们的目的就是从经验领域积累知识、得出结论，然后让知识与经验派上用场，使之成为实践与生活的技能。
对苏格拉底来说，问题恰恰不在于将个人与社会分开，而在于个人与社会的内在的关联，这一关联从政治哲学角度看是公民意识与正义的实现问题，从伦理学角度则是善的实现问题。
如果说智者派所确立的是经验的文化哲学，那么苏格拉底所确立的则是理性的文化哲学。
至于智者派对待知识的态度显然是苏格拉底特别反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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