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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梁启超与保教之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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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教，也即奉孔子为“教主”
“圣人”
，立孔学为国教，是戊戌期间康有为倡导变法的一个重要理论根据和社会哲学基础。
对于梁启超与保教的关系，有的学者认为梁启超对立孔学为国教从一开始就持怀疑态度，甚至公开反对。
②或说梁启超对把孔子奉为宗教的先知和把儒教作为国教没有热情，宗教体系全然不在这一时期梁启超的关怀之列。
③揆诸事实，这些说法与梁启超的实际思想不相符合。
1890年秋，梁启超经陈千秋引见，拜康有为为师的时候，正是康有为构建他的今文经学，阐发孔子教义的时期。
在师从康有为之后，梁启超起初虽由于阅世过浅，对康有为所授佛学"不能多受"，但对康有为的今文经学理论和其所阐发的孔子教义则从一开始就大为折服，“决然舍去旧学”
。
①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梁启超不但参与康有为创立孔教的奠基之作——《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和《春秋董氏学》等书的编写工作，而且与陈千秋最早得闻康有为当时还秘不示人的《大同书》，不顾老师的反对，便在同门弟子中广为宣传，致使“万木草堂学徒多言大同”
②。
1894年他手写《读书分月课程》，向同门弟子介绍万木草堂的读书方法，并建议从今文经著作《公羊》和《春秋繁露》两书读起。
1895年维新运动开始之后，梁启超的言行更表明他是保教主张的积极支持者和提倡者。
在他发表的著名的《变法通议》一文中，梁启超便将“保教”
与“保国”
“保种”
一道看作变法所要实现的目标，指出：“变之权操诸己，可以保国，可以保种，可以保教”
③。
在《西学书目表后序》一文中，梁启超则阐发康有为《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中的观点，明确要求将孔子奉为教主，强调通过读经，“当知孔子之为教主”
，“当知六经皆孔子所作”
，“当知孔子之前有旧教，如佛之前有婆罗门”
，“当知六经皆孔子改定制度以治百世之书”
，“当知七十子后学，皆以传教为事”
，“当知秦汉以后，皆行荀卿之学，为孔教之孽派”
，“当知孔子口说，皆在传记，汉儒治经，皆以经世”
，“当知东汉古文经，刘歆所伪造”
，“当知伪经多撼拾旧教遗文”
，“当知伪经既出，儒者始不以教主待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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