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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满族是否为中华民族共同体一员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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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满汉关系问题上，革命党人与梁启超争论的焦点是：满族与汉族为同族还是异族?满族是否为汉族所同化?
革命党人为达到宣传革命排满的目的，强调满汉为两个完全不同民族，不承认满族为中华民族共同体中的一员，坚称满族为异族。
汪精卫在《民报》第1号发表《民族的国民》一文中写到，从构成民族要素的血缘、语言文字、住所、习俗、宗教、精神和体质等方面加以论证，指出“满洲与我，族类不同，此我民族所咸知者也，即彼满人，亦不醌然自附。
观其开国方略云：‘长白山之东，有布库里山，山下有池，曰布勒瑚里，相传有天女三，浴于池，有神鹊衔朱果置季女衣，取而吞之，遂有身。
生一男，及长，命以爱新觉罗为姓，名曰布库哩雍顺’云云。
是则满族与我，真若风马牛之不相及，无他之问题可以发生。
……以云土地，彼所据者长白山麓之片壤，而我则神州；以云人口，彼所拥者蓑尔之毳裘，而我则神明之胄；以云文化，彼所享者，鹿豕之生活，而我则四千年之文教，相去天壤，不待言也”
①。
对于满族入关后的满汉关系，汪精卫虽然承认存在满汉同化现象，但他认为满汉同化是以满族少数征服者、以非常势力吸收汉族多数被征服者而使之同化的形式出现。
为此，他对顺治、雍正、康熙、乾隆等皇帝推行的维护满族旧习、扩大满汉差别、强化满族统治政策，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和揭露，指出满族统治者为达到避免汉化的目的，首严满汉通婚之禁，割断满汉血缘关系，说道：“夫满之于我，不同血族，复绝婚姻，故二百年来精神体质未尝少淆，彼族所恃以自存者在此。
不然，以五百万之民族与四万万之民族相伴合，在我民族固蒙其恶质，而不及百年彼族将一无存者，可决言也。”
②同时，满族统治者还认识到习惯为民族重要要素，习惯存则民族精神存，因此，在满人中厉行“胡服骑射”
，学习国语，“以之自别于我民族，而使其族人毋忘固有之观念”
，并且，满族统治者保持骑射习惯“不独有以自异于我民族，且足以凌制驯伏我民族而有余也。
故其兵制，则重驻防，重禁旅，而不重绿营”
。
③另一方面，满族统治者又用威逼手段，强迫汉族人民接受满族习惯和思想，使之归化于满族：于物质方面，“其最重要者，莫如剃发易服一事，而剃发尤切肤之痛也。
夫民族表见于外者，为特有之徽识，图腾社会视此最重，至于今世，亦莫能废。
民族之徽识，常与民族之精神相维系，望之而民族观念油然而生。
彼满族之与我民族徽识大殊，使各仍其旧俗欤，则民族观念永无能合也；使其悉效我民族之所为欤，是使人灭绝满洲民族之观念也；使其强我民族悉效彼之所为欤，是使人灭绝我民族之观念也。
故彼旁皇久之，卒厉行此政策”
①。
于精神方面，满族统治者则大兴文字狱，清除汉人的种族思想，“以君臣之大义，破种族之思想，以为既成君臣，不当复问种族也”
②。
汪精卫虽然承认自嘉庆、道光之后，满汉关系出现了一些新变化，满汉珍域有所缩小，不乏存在满人汉化现象，指出：“以云保有习惯，则贱胡忘本已自失其故吾，迄今日关内满人能为满洲语言文字者已无多人，他可知矣。
以云专擅武事，则八旗麻朽，自嘉庆川湖陕之役，已情见势绌。
……逮乎今日，各省练兵以防家贼，不复恃禁旅驻防。
虽近者练兵处侧重满人，已有显象，要之其不能回复已失之势力可决也。
是其昔之所汲汲自保，不欲同化于我者，已无复存。
而庚子之役，俄军借口以占奉天，彼曹失其首邱，益有孤立之惧，屈意**于我，下满汉通婚之诏，以冀同化。
凡此皆与嘉、道以前成一反比例者也。”
③但汪精卫认为这些并没有改变满族以少数征服者吸收汉族多数被征服者而使之同化的关系，指出“大抵民族不同而同为国民者，其所争者，莫大于政治上之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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