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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流亡时期，以日为第二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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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8年9月21日，以慈禧太后为首的保守派发动宫廷政变，将支持变法维新的光绪皇帝囚禁瀛台，大肆通缉和拘捕变法维新人士。
梁启超作为变法维新的重要领导人，在政变爆发当日即逃入位于东交民巷的日本使馆，寻求避难。
9月26日，在日本公使馆的安排下，梁启超化装潜往天津，登上停泊在塘沽的日本军舰“大岛”
号。
10月11日启程前往日本，20日抵达东京。
在获得日本政府的营救和庇护之后，梁启超进一步产生亲日和依赖日本的心理，将日本看成是中国的唇齿相依之国，希望日本帮助中国改革，实现中国的独立与富强。
在逃往日本途中，他就曾写了一首《去国行》的长诗，很不恰当地把他此次东渡日本与中国战国时期楚国贵族申包胥说动秦国发兵救楚的故事相提并论，称日本政府决不会像春秋时宋国那样，不明事理，对中国的事情袖手旁观，见死不救，祸及自身；指出日本是“种族文教咸我同”
的“君子国”
，在抵制沙俄势力东侵上，中日两国患难相通，有着共同的利害关系。
②10月26、27两日，在与日本外务大臣大限重信的代表志贺重昂的笔谈中，梁启超正式建议日本政府出兵营救光绪皇帝复政，推行改革，使中国走上富强之道，说道：“敝邦此次政变，非徒敝邦之忧，实牵动地球全局，而贵邦唇齿相依，所关尤为重大。
盖东方之安危，全系乎敝邦之能自主与否，敝邦立则日本之边防、商务、工艺皆受其利，敝邦危则皆受其害，此情事之最易见者，无待仆言也。
……故仆等之意，深望贵邦助我皇上复权也。”
①
在公开发表的文章中，梁启超也大谈中日“同文同种”
，极力宣传中日提携，提倡“大亚洲主义”
，宣称中国是“亚洲之中坚也，亚洲之境壤，当亚洲自治之，非他种人之所得攘也”
。
呼吁日本实行“保亚洲独立主义”
，劝导清政府，“使其实行改革，以振起国势，杜欧势之东渐”
。
②1899年创办《清议报》，梁启超就把“交通支那日本两国之声气，联其情谊”
和“发明东亚学术以保存亚粹”
作为该报的两个宗旨。
③
为实现中日提携，梁启超极力提倡中国人学习日语，为将来中日合邦之局奠定基础，指出：“日本与我唇齿兄弟之国，必互泯珍域，协同提携，然后可以保黄种之独立，杜欧势之东渐，他日支那日本两国殆将成合邦之局，而言语之互通，实为联合第一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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