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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建斋醮，空耗国储 这是道教对明代国家财政经济最直接的影响。
在道教的诸多靡费中，营建寺观、大度僧道、屡行斋醮、广求仙药等几方面的耗费最为严重。
永乐年间，明成祖赐钱张宇初，命修葺龙虎山大上清宫。
又敕命隆平侯张信等率军夫二十余万，大建武当山宫观，“楣柱甃甓，悉用黄金，是时天下金几尽”
[17]。
明世宗则更有过之，史载：“世宗营建最繁，（嘉靖）十五年（1536年）以前名为汰省，而经费已六七百万，其后增十数倍，斋宫秘殿并时而兴。
工场二三十处，役匠数万人，军称之，岁费二三百万。
其时宗庙、万寿宫灾，帝之不省，营缮益急。
经费不敷，乃令臣民献助，献助不已，复行开纳。
劳民伤财，视武宗过之。”
[18]
明中叶以后，国家财政危机初露端倪，朝廷为了应急，往往靠出售度牒解决财政困难。
其结果使度牒制度遭到破坏，也扰乱了正常经济秩序，加快了明王朝腐朽与灭亡的速度。
另外，明代诸帝热衷的斋醮活动，更是糜费金钱的一大宗。
明世宗嘉靖年间，“每一举醮，无论他费，即赤金亦至数千两，盖门坛匾对皆以金书，屑金为泥凡数十盌”
[19]。
劝善书、功过格盛行一时 明代以来，从宫廷到民间道教劝善书、功过格广为流传，给当时的社会生活以深刻的影响。
道教最早的劝善书是成书于宋代的《太上感应篇》和大约成书于元代的《文昌帝君阴骘文》，劝善书问世以后，很快在社会上广泛流传开来，影响很大。
劝善书，以维护儒家的伦常道德为出发点，以儒、道的“积善消恶”
和佛教的“因果报应”
来劝诫世人行善，宣扬“为善得福，作恶遭祸”
的观念。
功过格，即自我考察功过、善恶，并且逐日登记的一种形式。
《道藏》第78册载有《太微仙君功过格》，该书中的“立功格”
有36条，包括治病救人、劝人行善等；“过律”
有39条，包括行不仁、不善、不义、不轨之事皆记过。
逐日记录，善多者得福，过多者得咎，借以鼓励道士及世人行善避恶。
明代上至皇帝、王公，下至官僚士大夫都非常热衷于推广劝善书和功过格，许多上层人物还纷纷仿作劝善书。
明成祖朱棣亲自撰写《为善阴骘》，皇后徐氏亦作《仁孝皇后劝善书》。
明儒杨起元、李贽、高攀龙、金杭、冒起宗等都曾为《太上感应篇》作序或注疏。
万历年间博学尚奇的兵部主事袁黄，曾是功过格的积极倡导者，乡里人都称他为“愿人”
。
当时朝野官绅捐资刊印、布施劝善书者，更是数不胜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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