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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变古的时代与文化上的变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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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变古时代的文化新思潮
一、理学的**
宋代文化在仁宗朝庆历年间前后发生了大的变动，这是宋代政治经济变动在文化上的折光。
赵匡胤于公元960年建立北宋，经过80年的发展，宋代社会达到它的兴盛阶段，但盛世之下埋藏着深刻的危机。
欧阳修深有感受地说：
今宋之为宋，八十年矣，外平僭乱，无抗敌之国，内削方镇，无强叛之臣。
天下为一，海内晏然。
为国不为不久，天下不为不广也。
……然而财不足用于上而下已弊，兵不足威于外而敢骄于内，制度不可为万世法而日益丛杂，一切苟且，不异五代之时。
[1]
“一切苟且，不异五代之时”
，可想到了怎样的地步！
面对这样的局面，朝臣文士思考社会的前途，提出各自改革弊端的对策，不同的观点展开论争。
墨守经义注疏的旧经学，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
理论创新、史学盛衰大总结，成为历史发展的要求。
庆历年间文化“丕变”
，又是文化自身发展的归结。
北宋前期文化思想基本是沿着原有路数向前运动。
文化上有过大总结的壮举，太宗、真宗朝完成四大部书的编纂，这就是《太平御览》一千卷、《太平广记》五百卷、《文苑英华》一千卷以及《册府元龟》一千卷。
真宗咸平二年（999年）首置翰林侍讲学士，邢昺首任，奉命与杜镐、孙奭等校订群经义疏。
经书义疏完成后，雕版达十余万版，可谓是右文盛事，但文化上表层辉煌不足表明文化发展，它只能是标志旧经学终结。
经疏的整理，一方面为新的意识形态出现作准备，另一方面，这种繁琐僵硬的“疏不破注”
的“死”
，有待突破。
事物总是在相互联结、相互矛盾中向前发展的，旧的事物中孕育着新的因素，在一定的条件下，新生事物便会破土而出。
唐中期以后，以柳宗元为代表的思想家，从更深理论层次上认识历史、社会，观察历史前途。
北宋前期，有的学者已经不满意疏不破注的治经路数，有的要求以新的一家之说，发明经义；有的学者在“通释、老书，以经传傅致，为一家之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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