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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宋儒在学术上坚持求新。
“荆公新学”
突出了学术上的求新，反对守旧，而关学和洛学也同样主张求新。
张载认为“学贵心悟，守旧无功”
[9]，“义理有疑，则濯去旧见以来新意”
。
[10]程颐也认为：“君子之学必日新，日新者日进也。
不日新者必日退，未有不进而不退者”
。
[11]这种文化创新精神不仅体现在学术上，在文化领域的其他方面也得到充分体现。
宋儒在排佛的同时，开始反思儒学。
复兴儒学必须汲取新的养分来充实儒学。
王安石、张载、二程、邵雍等开始把目光投向佛老典籍，他们大量阅读佛老书籍，吸收佛道中的有用成分，以“唯理是求”
的原则，或援佛老入儒，或以儒释佛老，儒释道三教合流的局面基本上形成。
宋儒出于儒入于佛老，而又出于佛老返归儒学，返求诸六经，完成了儒学融合佛老的历史过程。
当然也有溺佛而不知返者，这些人的学术表现出“杂”
的特点。
儒学在吸收了佛老的精髓后，形成了不同于传统儒学的新儒学，这就是理学。
理学的产生，是宋儒反思儒学、变革儒学的结果，是以儒家思想为主的儒释道三教合流的产物，也是宋代文化创新精神和兼容精神的体现。
理学把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完美地结合在一起，从本体论的高度论证了封建伦理纲常、封建统治是永恒不变的“天理”
。
理学的产生，不仅改变了儒学长期委靡不振的局面，为儒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复兴开辟了新的天地，而且改变了以往儒学那种繁琐经学形态，使之呈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精致、深邃、圆融的哲理思辨风貌。
这种学术被后世奉为官方哲学，并成为中国文化思潮的主流，它把自然、人生、社会融为一体，在熔铸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道德情操等方面，起到了重大的作用。
陈亮、叶适浙东永嘉学派提出的功利主义思想，更是哲学领域的新内容。
从学术上讲，宋代学派林立，争鸣不断，反映了文化学术的繁荣；从思想上讲，许多哲学观点的提出、思想体系的建立，也反映了宋代知识阶层的思想创新。
在史学领域，宋代文化的创新突出表现在历史观点的发展、新史体的创立和新史料的发现上。
宋代史学创新为后人称道的主要有：一是司马光的《资治通鉴》。
从体例上讲，是书为编年体通史巨制，可贵的是司马光自觉地把资鉴观点贯穿于1362年的历史中。
二是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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