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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剧界改良”
的开展，大都受到民族危机的刺激。
也就是说，国人是怀着救国救民的历史使命感和时代责任感来从事文化活动的。
康有为、梁启超鼓吹维新变法思想主张；谭嗣同尽弃旧学，转向新学；严复翻译《天演论》，介绍达尔文进化论，其最主要的动因便是中日甲午战争后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
正如梁启超所言：“吾国四千余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以后始也。”
[11]甲午战败证明了洋务派搞的“变器不变道”
的改革行不通，才使维新派从“中体西用”
的迷梦中清醒，谋求进行更进一步的变法，于是用君主立宪取代君主专制的维新变法思想便应运而生。
维新志士们的爱国情结，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在这种思想转变中起到杠杆的作用。
再如，曾经在清末盛行一时的“小说界革命”
一度硕果累累，追根溯源，是受到当时救亡图存潮流的推动。
新兴资产阶级为了开展救国斗争，把小说看成开发民智、宣传政治主张的最佳艺术形式，而对小说的作用予以高度评价。
梁启超为此专门写了《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强调了小说的社会作用，他说：“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
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
[12]许多文学刊物据此立论，纷纷宣传“小说救国”
、“小说立国”
，改变了国人视小说为“小道”
的旧观念，提高了小说的社会地位，为此期的小说繁荣奠定了思想基础。
晚清的留学运动同样受到爱国主义的鼓动。
20世纪初，中国出现了出国留学的热潮。
当时出游人员众多，动机复杂，既有怀抱救国之志的，也有为个人谋求生计的，但驱动留学热潮的主要原因是青年学子们的报国之心。
湖南留日学生创办的《游学译编》刊有《劝同乡父老遣子弟航洋游学书》一文，作者怀着炽烈的爱国**阐述了出国留学的重要意义，声称：“今日吾国灭亡之风潮诚达于极顶，欧美之白人曰奴灭我，地跨欧亚二洲黄白两界之俄人曰奴灭我，并同洲同文种源大陆之区区日本人亦敢隐计曰奴灭我。
无非以吾国锢守旧学，国势日减而民气不伸，一切大计皆任政府之因循以坐就澌灭，因是而轻蔑我，因是而訾诮我。
……而自今日观之，中国之种祸固如何巨如何急乎？且中国有何种学问运用于目前，而能救我四万万同胞急切之大祸也？某今又决言曰：唯游学外洋者，为今日救吾国唯一之方针。”
[13]把留学外洋称为“今日救吾国唯一之方针”
者，不仅有湖南人，还有其他各省的有识之士，是为国人的一种共识。
许多政治家都把救国的希望寄托于留学生身上。
孙中山在1905年8月曾经勉励在东京的中国留学生说：“中国从前之不变，因人皆不知改革之幸福，以为我中国的文明极盛，如斯已足，他何所求。
于今因游学志士见各国种种的文明，渐觉得自己的太旧了，故改革的风潮日烈，思想日高，文明的进步日速”
；“所以鄙人无他，惟愿诸君将振兴中国之责任，置之于自身之肩上。”
[14]
晚清社会特殊的历史环境决定了爱国主义成为社会发展潮流的主旋律，而变化了的时代又给中国传统爱国主义赋予了新的时代精神。
晚清文化以救亡图存为其基本精神，深刻地反映了爱国主义的时代精神，而爱国主义作为一种精神力量又推动了晚清文化各个领域的发展变化，给它打上鲜明的时代烙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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