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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以康有为为首的维新志士通过报刊、学会、学堂等渠道大张旗鼓地宣传自己的主张，使中国思想界出现了新气象。
守旧势力敏感地察觉出维新思想对“圣道”
、“圣学”
的危害性，便在“翼教”
、“护圣”
的旗帜下集结起来，对维新思潮进行“围剿”
。
他们的代表人物有洋务官僚张之洞，前国子监祭酒、长沙岳麓书院山长王先谦及其弟子苏舆，湖南绅士叶德辉、曾廉等。
苏舆编的《翼教丛编》和张之洞撰写的《劝学篇》是集中反映守旧派思想观点的两部代表作，在对维新思想的“围剿”
中所起的作用尤其显著。
新旧势力斗争最激烈的地区是湖南。
1897年10月，维新派在长沙开办了时务学堂，聘请梁启超担任中文总教习，作为传播变法改制主张的基地。
湖南的守旧势力对此极为忌恨，他们攻击时务学堂散布“异端邪说”
、“图谋不轨”
，要求当局整顿学堂，辞退梁启超等人。
在湖南邵阳，维新志士樊锥竟被乡绅诬为“乱民”
，驱逐出境。
至于上书上奏要求清朝当局治罪维新派的事件更是层出不穷。
从双方论争的内容来看，维新派与守旧派已经就文化的深层问题展开论辩。
这些问题可以归纳为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君主立宪与君主专制之争，二是民权说与三纲五常之争。
通过对这些问题的考察，我们可以得知中国近代文化思想从学习“西艺”
到探求“西政”
转进的轨迹。
二、君主立宪与君主专制之争
中日甲午战争以后，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志士为救亡图存而奔走呼号，大声疾呼要“变法自强”
。
维新派的“变法”
是要变革延续了两千年之久的封建专制政治体制，在中国建立起类似英国、日本那样的君主立宪制度。
康有为在许多著述中进一步阐述了实现君主立宪的政治主张，为维新运动定下了政治基调。
康有为早在有名的《上清帝第二书》中就提出君主专制导致的上下隔绝、民情不通的“壅塞”
病症，建议在全国每十万户公举“议郎”
一名，参与国家“内外兴革大政，筹饷事宜”
，建立起“君民同体，情宜交孚，中国一家，休戚与共”
[21]的政治局面。
他在《上清帝第七书》中也同样认为现在的君主专制弊病太多，需要改革，说：“考中国败弱之由，百弊丛积，皆由体制尊隔之故。”
[22]他认为中国最理想的政体是仿照西欧三权分立的君主立宪制。
随着维新运动的深入发展，康有为的这种政体改革思想得到许多开明知识分子的拥护，影响越来越大。
维新派掌握的舆论工具《时务报》《湘报》《国闻报》等报纸，不断刊登鼓吹设议院、变政体的文章，如梁启超的《古议院考》《变法通议》《论中国积弱由于防弊》《论君政民政相嬗之理》，唐才常的《各国政教公理总论》，严复的《辟韩》《原强》等文章，都是阐述政体改革和民权政治的重要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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