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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观点的提出有助于正确处理方言拼音与共同语之间的关系问题。
在拼音文字与反切法的关系上，劳乃宣主张“简字即反切之捷法”
，强调二者的一致性。
他说：“今通简字后，则凡有反切之书，皆迎刃而解。
然则简字者，非惟不足湮古学，而且可以羽翼古学，光辉古学，昌明古学。”
[37]拼音改革不是完全用外国的办法取代中国传统旧法，而是对古代拼音方法的承继和发展。
劳乃宣的观点是正确的。
他还为推行自己的方案积极奔走，呈请当道在南京开办“简字半日学堂”
师范班，培养普及“官话字母”
的骨干。
第四类属于采用数码及自造其他符号的方案。
采用数码的有田廷俊方案、沈韶和方案，自造符号的有刘世恩方案。
上述四类方案，速记符号和数码及自造符号两类方案存在的时间很短暂，影响不大。
拉丁字母类方案尽管占有一定的数量，拥有一批拥护者，但在当时影响仍然有限，并未形成左右大局之势，只是到了民国以后才显示出它的积极意义。
而在晚清时期影响最大的是汉字笔画方案。
经过王照、劳乃宣等人的努力，汉字笔画方案，尤其是其中的“官话字母”
，得到许多人的认同，推广到许多省份，正如王照所说：“十年之中，坚忍进行，传习至十三省境。
拼音官话书报社先设于保定，后移北京，编印之初学修身、伦理、历史、地理、地文、植物、动物、外交等拼音官话书，销至六万余部。”
[38]
然而，“官话字母”
的推行并非一帆风顺，也曾遇到挫折。
1910年，醇亲王载沣摄政，因《拼音官话报》触其忌讳，竟然下令各省禁止传习官话字母，并饬北京巡警局封闭拼音官话书报社。
清政府的查禁举动引起了立宪派的强烈反弹。
同年年底，议员江谦向资政院提出了一个说帖，对学部奏报的《分年筹备立宪事宜清单》中所列国语教育事项，举出八点质问，其中包括“是否主用合声字母拼合国语以收统一之效？或用形字而旁注合声字以为范音之助？抑全不用音字，但抄袭近时白话报体例，效力有无，置之不顾？”
国语教育的“编订、颁布、传习、推广之期，是否亦须提前赶办？”
等问题。
许鼎霖、严复、易宗夔、陶镕、陆宗舆等32人联署这一说帖。
实际上这是对清政府查禁举措的一个反弹，是在为推广“官话字母”
向官方施加的舆论压力。
此外，呼吁推行“官话字母”
的说帖还有：直隶保定官话拼音教育会韩德铭等187人陈请资政院另办官话简字学堂，颁行官话简字；北京“拼音官话书报社”
编译员庆福及各号“官话字母义塾”
教员、教习、经理等111人陈请资政院颁行官话简字；候选道度支部郎中韩印符等8人、江宁程先甲等45人、四川刘照藜及陶柟等均向资政院呈递条陈，提出推广拼音文字的各种建议。
这些情况说明，经过十余年的努力，汉语拼音运动已经有了一定的群众基础，成为中国文字改革的主流。
社会守旧势力的任何阻挠都无法改变它向前发展的潮流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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