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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可见，“次”
不仅指名、代诸词在句读中的先后次序，也指它们间的彼此关系。
这一概念是分析句子时所用的辅助性术语。
马氏在书中共设立了6个“次”
，即“主次”
、“实次”
、“偏次”
、“正次”
、“同次”
、“前次”
。
以上内容是古代汉语在研究中所没有注意或注意不够的地方。
《马氏文通》出版至今已经整整一个世纪了，在我国语言文字学的发展中具有划时代的重要历史地位。
它最突出的意义就在于首先用西方语法理论系统地研究中国古代汉语，总结其语法规律，开辟了中国近代汉语语法研究的先河，为后来的语言研究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正如吕叔湘先生所说：《马氏文通》“是我国最早的一部系统地讲语法的书”
。
他还肯定了该书有三方面的优点：（1）广搜例句，“《文通》收集了大量的古汉语例句，大约有七千到八千句，比它后出来的讲古汉语语法的书好像还没有一本里边的例句有它的多”
；（2）寻求规律，“《文通》的作者不以分类和举例为满足，他要尝试指出其中的规律”
；（3）结合修辞，“《文通》的作者不愿意把自己局限在严格意义的语法范围之内，常常要涉及修辞”
。
[45]这些评价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作为晚清最早的一部研究汉语语法的著作，《马氏文通》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缺陷和不足，对有些问题的论述过于拘泥于西方语言语法规则，简单地把它照搬于中国语言体系内，显得十分生硬、累赘，如他在“词”
之外，再立“次”
的概念，就是模仿西文文法中的“格”
，造成概念上的叠床架屋。
此外，在字词分类、阐释上也多有不当之处，但这些欠缺远远不能与它的成就相比。
20世纪初，中国学界涌现出更多关心、探讨中国语法改革的学者。
章太炎、刘师培、章士钊等人更不待言，就连职业革命家宋教仁亦热衷于此道。
1904年至1907年，宋教仁旅居日本。
他在从事革命活动之余，始终关注着汉语改革问题。
他在日本购买了大量关于语言文字方面的书籍，如《汉文典》《马氏文通》《日本神字考》《东语完璧》《英文典》《华英字典》《汉和大字典》《英语动词活法要览》《东文汉洋轨范》《英语发音之误》《音韵考》《发音学讲话》《古今韵考》《上海语文典》等，共计30余种，认真阅读，潜心研究。
他对中外语言进行比较，认为中国古代语言文字学的一个重要缺陷就是忽视对语法的研究，这种局面亟待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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