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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一个生机勃勃的新时代出现在中国的土地上。
然而，龚自珍所说的“变”
，并不是触及封建专制制度本身的质的变化，而是在有限的范围内的“变法”
，因此，他说：“体常静，用常动”
[7]。
龚自珍所说的“体”
，就是指事物的本质特征，是决定事物性质的东西；“用”
是指事物本质特征的作用和表现。
在龚自珍看来，作为封建制度本身的“体”
是不能动摇的，而所能变化的只是“用”
而已。
所以，他认为，“变”
只是一个单纯数量增减的“渐变”
，而不是根本性质的突变。
他在《平均篇》中说：“可以更，不可以骤”
[8]，又说“风气之变之必以渐也”
[9]。
这就是说，任何事物作为一些变更的“渐变”
是可以的、必要的，但“骤变”
是不可以的。
龚自珍由于否认了事物的突变，最终不可避免地陷入了循环论。
魏源像
魏源和龚自珍一样，认为历史是不断发展变化的。
在魏源看来，“五帝不袭礼，三王不沿乐”
[10]，中国历史上的皇、帝、王、霸就好像春、夏、秋、冬是一个循环演变的过程，即使伏羲、黄帝复生，也不能“返于太古之淳”
[11]。
气化日嬗，无一息不变，促使社会历史由皇而帝、由王而霸，太古不能不演变为唐虞三代，唐虞三代不能不演变为春秋战国，这种历史不断演变发展的趋势是不能阻挡的。
因为“势则日变而不可复者也”
[12]，并且，这种发展变化的趋势总是后胜于前、今胜于古。
魏源认为，后世有三件大事胜于“三代”
，第一是汉文帝废肉刑，这表明三代残酷，后世比较仁慈；第二是柳宗元写《封建论》，说明三代实行分封制是私，后世改行郡县制是公；第三是废除世袭制，变为贡举制，说明后世以贡举来选拔官吏，比之三代的世袭制要好得多[13]。
他认为这三大变化是不可以“复”
的，并指出了“可复”
与“不可复”
的标准是看是否“便民”
。
他说：“变古愈尽，便民愈甚，……天下事，人情所不便者，变可复；人情所群便者，变则不可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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