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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治学特点影响了邵氏的治经路向，使他“独得嗜之，所著《礼经通论》《尚书通义》《孝经通论》亦既无愧于二溪矣。”
[23]所谓“二溪”
即指李光地（福建安溪人）和方苞（清初文学家，桐城派创始人，号望溪）。
夏炘的《檀弓辨诬》也是在汇通汉宋的观点影响下写成的。
作者在宋儒怀疑《檀弓》篇的基础上，作了进一步考证，从而得出否定《檀弓》篇的结论。
这是晚清理学士人在《檀弓》研究上作出的一个贡献。
该书刊行后，在士大夫中备受推崇，称赞此书集汉学、宋学之长，“本末兼赅，源流毕贯”
，是学界通汉宋二家之结的样板。
曾国藩评价说：“《檀弓辨诬》发千古之覆，成一家之言，足与阎氏《古文尚书疏证》同为不刊之典。”
[24]顾广誉的《学诗详说》也是一部兼采汉宋的经学著作。
该书“衷之毛、郑、陆、孔、朱、吕，以正其端；参之欧阳、苏、李、范、严，以究其趣；博采之宋、元、明、国朝诸家，以畅其文。”
他尤其重视朱熹的治诗成就，评价说：“朱子何可非也？朱子之度越诸子，固自有在。
即以释《诗》，论其义理之精微，他家有之乎？曰无之。
辞气之通畅，他家有之乎？曰无之。
……自来说《诗》者所未及。
虽以质之百世，而莫可易者。”
[25]黄式三、黄以周父子治郑学，长《三礼》，但不排斥宋学。
他们不仅积极主张把义理与考据合为一体，而且批评攻击宋儒的汉学家。
如黄式三作《申戴氏气说》、《申戴氏理说》、《申戴氏性说》等文章，用兼采汉宋的观点，阐述“理”
“气”
“性”
等理学概念，批评戴震反宋学是“矫枉过正”
。
黄以周写过《对义利问》《德性问学说》《道德说》《辨虚灵》等文章，论述了以往汉学家不屑一顾的理学范畴中的问题，表明晚清时的部分考据学家不仅注意在注疏经典时发挥义理，而且破除门户藩篱，把治学兴趣转移到宋学方面来。
这种治学宗旨与理学士人邵懿辰、夏炘等人兼采汉宋的治学方法是不谋而合的。
可见，调和汉宋的呼声不仅见于理学营垒，而且在汉学营垒中也产生了积极的回应。
有在野学人的呼吁，再加上曾国藩、张之洞这些身居显要的封疆大吏的提倡，到同光之际，调和汉学成为学界重要潮流。
至此，汉学、宋学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从过去的“鼎峙”
转向“合流”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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