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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于清代的《管子》一书是唐人尹知章的注本，错谬较多。
嘉庆时，洪颐煊吸取了王念孙、孙渊如等人校证《管子》的一些成果，附以己说，写成《管子义证》8卷。
稍后，王念孙也写成《读管子杂志》24卷，凡640余条。
这两部管学著作成为晚清《管子》研究的先声。
咸同以后刊行的管学著述主要有：戴望（1837—1873）的《管子校正》26卷、宋翔凤（1776—1860）的《管子识误》1卷、张佩纶（1848—1908）的《管子学》（不分卷，有影印原稿本12册）、俞樾的《管子平议》6卷等；王绍兰（1760—1835）的《管子地员篇注》4卷，及王筠（1784—1854）为《管子弟子职》一篇所作的《正音》等，则为研究《管子》的专释。
7．《商君书》 《商君书》是关于商鞅思想言论的资料汇编，是商鞅的后学编成的，但大部分代表商鞅的思想。
在清代，《商君书》的校本主要有3家：孙星衍、孙冯翼的《商君书校》，收录于《问经堂丛书》内；严可均校本，在浙江书局《二十二子》之内；钱熙祚校本，在《指海》之内。
此外，注解《商君书》的著述有：俞樾的《商子平议》1卷、孙诒让的《商子札迻》和王仁俊的《商君书发微》（稿本）等。
与其他各家相比，此期对《商君书》的研究较为薄弱。
从嘉道年间至19世纪末，是晚清诸子学复兴的第一个阶段。
在此期，秦汉时期的诸子学主要流派普遍受到学者们的关注。
涌现出的研究成果除了上述提到的各家外，还有《吕氏春秋》、《公孙龙子》、《慎子》、《邓析子》、《孙武子》、《关尹子》、《列子》、《淮南子》等各家，秦汉诸子百家，几被网罗殆尽。
从这些成果的形式来看，既有专题性的作品，如王先慎的《韩非子集解》、孙诒让的《墨子间诂》、王先谦的《荀子集解》等，又有综合性研究的著作，如俞樾的《诸子平议》、孙诒让的《札迻》等，在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上，都已经超过了乾嘉时代的诸子学研究水平。
其中不乏总结性的著作，像孙诒让的《墨子间诂》、王先谦的《荀子集解》、郭庆藩的《庄子集释》等书，都汇集了前人及同时代人大量研究成果，发人所未发，并对后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俞樾的《诸子平议》是晚清学者综合性研究诸子学的一部代表作。
该书仿照王念孙《读书杂志》的体例，对《管子》等14家作了阐释。
全书共35卷，其中《管子平议》6卷、《晏子春秋平议》1卷、《老子平议》1卷、《墨子平议》3卷、《荀子平议》4卷、《列子平议》1卷、《庄子平议》3卷、《商子平议》1卷、《韩非子平议》1卷、《吕氏春秋平议》3卷、《董子春秋繁露平议》2卷、《贾子平议》2卷、《淮南内经平议》4卷、《杨子太元经平议》1卷、《杨子法言平议》2卷。
从其书目录涉及范围之广博，可见作者治学规模的宏大。
俞樾虽然学宗儒学，尤其服膺汉学，但对诸子百家并无成见，而采取接纳的态度。
他在书序中说：“圣人之道，具在于经，而周秦两汉诸子之书，亦各有所得。
虽以申、韩之刻薄，庄、列之怪诞，要各本其心之所独得者，而著之书，非如后人剽窃陈言，一倡百和者也。
且其书往往可以考证经义，不必称引其文，而古言古义，居然可见。”
[91]无怪乎章太炎把俞氏此书与王念孙的《读书杂志》相提并论，称：“《诸子》（《诸子平议》）乃与《杂志》（《读书杂志》）抗衡。”
[92]这种评价是完全正确的。
此期的诸子学研究尽管取得了可观的成绩，但是在治学思路、治学风格上并没有超出乾嘉汉学的范畴，从某种意义上说，只是乾嘉汉学在诸子学研究领域中的一种延伸。
关注诸子学的学者主要是旧式士夫宿儒。
所述问题，多为对诸子典籍的校勘、辑佚、考证、注释，侧重于技术性的整理，鲜有对诸子学义理的深入阐发。
从研究者的指导思想来看，基本上站在儒学的立场上看待诸子学的，把诸子学视为坚持儒学的一种补充，研究诸子学是为了辅翼儒学。
因此，此期的诸子学研究尽管活跃一时，但只是作为传统儒学的附属学术而存在，并没有自己的独立地位。
这种研究思路和认识对于诸子学的发展显然是不利的。
二、诸子学研究的新开展
戊戌维新思潮的兴起对晚清思想学术领域产生了重大影响。
在新学思潮的感染下，学术界成长起一批初步具有近代学术目光的学者群体。
严重的民族危机迫使他们痛定思痛，从文化学术的深层来反省中国的问题，重新估价中国传统学术的地位和作用。
此期的新派知识分子，无论是改良派方面的，还是革命派方面的，都非常看重诸子学，竭力攻读之，研究之，试图从中挖掘于己有用的内容。
这批人治诸子学的思路、宗旨、方法，与老辈宿儒截然不同，因此，自戊戌维新思潮兴起后，中国学界的诸子学研究别开生面，进入了一个新的复兴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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