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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国的要挟下，清政府被迫在1846年（道光二十六年）2月20日颁发解除天主教禁令的上谕，宣布：
前据耆英等奏，习学天主教为善之人请免治罪，其设立供奉处所，会同礼拜供十字架图像，诵经讲说，毋庸查禁……所有康熙年间各省旧建之天主堂，除已改为庙宇民居者毋庸查办外，其原旧房屋尚存者，如勘明确实，准其给还该处奉教之人。
[3]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法、俄、美等列强再次强迫清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进一步扩大了在华传教的权利。
中法《天津条约》第13款规定：“凡按第八款备有盖印执照安然入内地传教之人，地方官务必厚待保护。”
中法《北京条约》又允许“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
[4]。
通过这些规定，外国教会不仅把自己的活动范围从沿海通商五口扩大到内地，而且还使教会在内地广置产业有了条约根据。
有各国列强政府的撑腰，又有不平等条约为掩护，西方宗教三大派势力在鸦片战争后像洪水一样涌入中国，在从沿海城镇到内地乡村的广大地区建立起各自的组织网络，成为晚清时期扩张势力最迅速的宗教派别。
鸦片战争以后，在中国沉寂多年的天主教立即活跃起来。
他们一方面积极收回以前被清朝当局没收的教产，恢复旧有的教会组织；另一方面动员各国天主教修会派人来华，开辟新的传教区域。
来华的主要天主教修会活动情况如下：
耶稣会是天主教的重要修会之一，在法国、西班牙等国都设有专门的组织机构。
鸦片战争后法国耶稣会便派传教士来到中国，在上海徐家汇徐光启墓址附近设立了总部。
继之，他们在这里还修建了教堂、学校、医院、藏书楼、天文台、育婴堂等机构，站稳了脚跟。
与此同时，他们向江苏、安徽、河北等省派出了传教士，把这些地方变成其相对固定的传教区域。
意大利米兰外方传教会成立于1850年，在1858年乘第二次鸦片战争之机派人来到香港，1869年到河南教区传教。
1862年成立于比利时的圣母圣心会于1865年派人赴蒙古传教。
河南曾是奥斯定会的传教区域，在中断了一百多年后，又于1879年把传教士派到豫省，恢复了那里的宗教活动。
1885年罗马教廷成立圣伯多禄圣保罗修会，当年就派人到陕西传教。
德国司带尔圣言会在1879年派传教士来华，把山东作为其传教区域。
圣母小昆仲会的传教士于1893年来到上海活动。
除此以外，来华的天主教会还有加拿大、荷兰的修会，爱尔兰的高龙庞外方传教会，美国玛利诺会等。
来华的天主教女修会亦数量众多，主要有：法国仁爱会（1842年来华）、沙德圣保罗女修会（1848年来华）、加诺萨女修会（1860年来华）、法国拯亡会（1867年来华）、巴底欧上智会（1875年来华）、方济各圣母传教会（1886年来华）、多明我女修会（1889年来华）、安老会（1904年来华）、司带尔圣神忠仆会（1905年来华）、埃及方济各女修会（1910年来华）等。
19世纪下半期，天主教在中国的修会共达30多个。
随着来华修会的增多，教皇利奥十三重新调整了在华天主教组织系统，把中国划分为五大传教区：第一区为直隶、辽东、蒙古；第二区为山东、陕西、河南、甘肃；第三区为湖南、湖北、浙江、江西、江南；第四区为四川、云南、贵州、西藏；第五区为广东、广西、香港、福建。
[5]鸦片战争后仅30余年，天主教已经在中国绝大部分省区建立起自己的组织机构，其发展速度是令人吃惊的。
传教士和教徒亦大幅度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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