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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遵宪在《日本国志》中也强调要开眼认识世界大势，强调要不断向外学习，进行全面改革，才能自立于“弱肉强食”
“以力服人”
的世界。
其三，这时期的外国史地著作在一定程度上触及资本主义社会生活层面，对西方近代政治体制和物质文明的介绍和评说较为详备。
王韬、黄遵宪、薛福成、徐建寅等人都曾实地考察了世界各主要国家，认为资产阶级立宪政体是西方和日本国家富强的缘由，也是中国自强图存的根本之道。
王韬说：“人君之所以不敢挟其威虐，其民者以国宪限其权也。
国民之所以不敢负其力凌其君者，以国宪定其分也”
，“故欲其国之永安久治，以制国宪定君民权限为第一要义也。”
[6]黄遵宪主张中国应效法日本“君民共主”
的“三权分立”
政体。
他还编有《刑法志》，概述日本明治维新后颁行的新法制，十分推崇日本和欧美立法、司法制度严密，以为一切“无不有一定之法”
，方可“使天下无冤民，朝廷无滥狱。”
[7]
西方近代物质文明也是这一时期的外国史考察对象。
王韬对火轮舟车、武器弹药、电报矿务、考工制器等泰西科技工艺予以极大的关注。
薛福成则多次强调，欧美各国的勃兴，不过恃火轮舟车及电线诸务，因而尤注意技术发明推广对于经济发展的巨大作用。
徐建寅使欧期间，深入现场，重点考察了许多工厂。
他在《欧美杂录》中介绍的60多种金属加工工艺和设备，都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加工方法。
总之，洋务时期的外国史地研究主要体现为“借法自强”
的思想倾向，其成果对以后康梁维新变法的政治实践具有直接启示作用。
正像有的学者所论述的那样，鸦片战争前后的世界史地研究反映的是反侵略“知夷”
的时代主题，而洋务运动时期的世界史地研究则更多表现了近代中国学习西方或日本的历史课题。
[8]它不仅开拓了世界史地研究的新局面，对中国史学的近代化作出了贡献，而且也反映了中国人对西方认识的深化过程。
（三）当代史研究的开展
在清代，经康、雍、乾三朝“文字狱”
的摧残，建州史、南明史、当代史（指清代史）长期成为史学研究的禁区。
过去曾因修史涉及敏感的南明历史触怒清朝统治者而酿成骇人听闻的文字狱大祸，直到嘉道年间，仍使士人心有余悸。
如龚自珍诗中的“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
的诗句，正是这种避祸心态的写照。
鸦片战争前后，随着清王朝对思想文化领域的控制逐步松弛，文网渐疏，当代史研究由此稍稍有人问津。
这种动向最初表现在一些史家对当代史、特别是清人传记资料的系统搜集整理方面，主要著作有钱仪吉（1783—1850）的《碑传集》、李元度（1821—1887）的《国朝先正事略》、李桓（1827—1891）的《国朝耆献类征初编》等等。
清人传记资料的大规模搜集整理，对突破其时当代史研究的“禁区”
无疑具有一定的作用，但也应当看到，这些书在主导思想上并没有超出封建统治者许可的范围。
而对晚清当代史研究具有建设性意义的，是以魏源撰写的《道光洋艘征抚记》等一批总结当代重大事件历史经验教训的史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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