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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录》修纂的根据是御制诗文集、硃批奏折、《起居注》《内记注》、军机档案、丝纶簿、外纪档及《国史》《方略》《三通》《会典》官纂诸书。
因此《实录》涉及清朝的主要档案和史书。
《实录》记载的范围包括各种礼仪典制、各种封授及内外文武奖励起用、休致、降革、官制改裁、刑名律例更增、府州县卫改设分裁及其立学定额、每岁户口田地税粮茶盐铸钱之数、天象变化、科举考试及中额名数、外藩遣使、土司、旌表节烈、诸臣条奏、有关文教武功、民生国政，等等，几乎包括了以皇帝为中心的清朝所有重大历史事件。
《实录》是清朝一切官修史书不可违背的根据，是一部以皇帝为中心的编年体的历史资料汇编。
它的宗旨是张扬已故帝王的所谓“盛德大业”
，皇帝的荒**、残暴等事实当然就被掩盖了，不可能“据事直书”
。
但是皇帝不镇压人民反抗，就谈不上他的“大业”
，要张扬“大业”
就不能不铺陈如何加强统治进行残酷镇压的事迹。
这样，人民群众的斗争也会从反面曲折地反映出来。
又因为实录比较全面地反映了清王朝各方面的活动，它比只反映一个方面、一个时期或某个人物的历史资料要全面些。
如鸦片战争时期，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比较系统地记述了鸦片问题的争论，禁烟、战争及缔约、交涉的过程，但对该时期其他方面的情况记载较略，而《宣宗实录》却反映了同一时期各方面的情况。
如1842年初湖北钟人杰的起义给清政府以很大震动，为着确保反动统治，清政府不惜把原准备调到海防前线的清军，调到湖北去镇压人民反抗。
清王朝的对内对外政策从《实录》的记载中就很容易看出来。
因而，《实录》是我们研究中国近代史很重要的一部资料汇编，尽管它有观点反动的不足。
（二）三朝《筹办夷务始末》的编辑
19世纪40年代以后，随着对外事务的扩大，从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都需要编纂中外关系的史料或史著。
咸丰初年清政府下令编纂《筹办夷务始末》。
1856年（咸丰六年）由文庆领衔修成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80卷，1865年（同治四年）由贾桢领衔修成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80卷，1880年（光绪六年）由宝鋆领衔修成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100卷。
《筹办夷务始末》主要内容为谕旨、奏折、外国文书和少量引用外国新闻报纸的记载（主要是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的外国报纸），谕旨占有相当的比重。
这是一部研究19世纪中期以来中外关系史很有价值的史料汇编，从中可以看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的侵略，以及清朝统治者方面采取的各种对策。
当然，三朝《筹办夷务始末》编纂的目的与以往旧史相同，仅作为帝王资鉴之用，因此有很多错误观点，这些都应该在运用该书时加以鉴别。
不过，该书与后来编辑的《清季外交史料》《中日交涉史料》《中法越南交涉史料》等书构成的一套系统完整的晚清外交史参考资料，对于研究者来说有着相当高的参考价值。
（三）官修《方略》
清代的《方略》是统治阶级在大规模用兵之后（包括镇压农民起义和少数民族反抗），设置方略馆，委派朝廷重臣组织编纂的长编史事记载。
《方略》编写采取纪事本末体裁，以年月为卷次，以有关上谕和奏章为主要内容，实际上是记载历史事件始末的史料汇编。
其中所收上谕、奏折均为紧要者，并作一定的删节。
《方略》较《实录》更详尽，基本上保存原来的内容。
清帝批件和臣下奏折，大都完整保存，比以后出版的史料有着较大的真实性。
在清代档案未能大量整理公布的情况下，《方略》实际上具有档案的性质。
清朝修《方略》始于康熙朝。
自是时至光绪朝，统治阶级共修《方略》21种。
以下分朝列举：
康熙朝修成2种：《钦定平定三逆方略》60卷，《钦定平定朔漠方略》48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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