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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国以后，容闳产生了选派留美学生的教育计划和愿望。
1862年，他由朋友介绍，成为曾国藩的幕僚。
这时，容闳和上海道丁日昌相契，并与丁日昌商议“教育计划”
，后因故搁置。
1870年6月“天津教案”
发生，容闳协助曾国藩、李鸿章、丁日昌处理教案，并向曾国藩呈报“教育计划”
。
1871年9月曾国藩、李鸿章等在容闳所拟“教育计划”
的基础上奏《选派幼童赴美肄业办理章程折》，并附有《挑选幼童赴美肄业章程》12款，规定在“上海设局经理挑选幼童派送出洋等事”
，选送幼童，每年30名，4年计120名，15年后每年回国30名。
经清政府批准，命候补知府刘翰清总理上海局（又称上海西学局，即幼童留美预备学校）事宜，并在沿海各地挑选聪颖幼童。
从1872年起的四年内，容闳等先后率领120名幼童赴美留学。
1881年，清政府担心留学生西化，遂改变留学政策。
在美国的120名留学幼童，除早已撤回、病故，以及不愿回国的26人外，其余的94人分三批撤召回国。
留学幼童的学业半途而废，原尚可观的留学教育就此夭折。
这件事，确实是对腐败清王朝的一种嘲弄。
这批学业未竟的留学生在美期间，接触、学习了许多西方文化，对推动中美文化交流起了重大作用，并涌现出詹天佑、唐绍仪、梁敦彦等杰出人物。
初步统计，这批留美学生中后来从事工矿、铁路、电报者30人，其中工矿负责人9人，工程师6人，铁路局长3人；从事教育事业者5人，其中大学校长2人；从事外交、行政者24人，其中领事、代办以上者12人，外交次长、公使2人，外交总长1人，内阁总理1人；从事商业者7人；加入海军者20人，其中海军将领14人。
[11]总之，除少数早亡，埋没故里者外，大都在不同的岗位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洋务派官僚在派遣留美幼童之后，还奏请派遣留学英、法、德等欧洲诸国的留学生。
从1877年至1897年的20年间，在李鸿章、张之洞等人奏请下，福建船政学堂先后选派出四批学生赴欧留学。
洋务派官僚派遣的留欧学生，在1879年以后陆续学成回国，对近代中国社会起了重大的影响。
其中，有的成了中国海军的主要骨干，有的致力于海军教育事业，有的成了近代中国的实业人才。
其代表人物为刘步蟾、萨镇冰、邓世昌、严复、马建忠、魏瀚等。
[12]
总之，洋务派兴办留学教育，从学生中选拔优秀学生出洋留学，这是一种明智而有远见的举动。
其留学教育的措施是行之有效的，大多数留学生也是不负众望的，学成归国后，在近代中国海军建设和造船工业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中国在20世纪初出现的留学热潮就是在这种基础上掀起的。
可惜的是，由于当时中国的腐败、落后，这些留欧学生未能充分地施展其才能，还有一部分留欧学生“皆散处无事”
，“或被外国聘往办事，在各国领事馆以及洋行充当翻译，出现了“我才弃为彼用，我用转需彼才”
的怪现象。
五、书院改革
随着洋务事业的发展，对谙习洋务的人才的需求越来越迫切，但洋务学堂为数寥寥，而原有的旧式书院久已朽衰，根本造就不出有用之才。
清朝各省书院自雍正朝设立以来，这些一直是教授应试的科举八股文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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