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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臣报》（aMail）和《字林西报》（NorthaDailyNews）是较有代表性的外文商业报纸。
前者于1845年2月由英商肖锐德（Areds）和德臣（A.Drxon）共同创办于香港，后者于1850年由英商奚安门（H.Shearman）创办于上海。
这类报纸的读者对象为外国商人。
其最主要的内容是商业行情、船期和广告，但也都有鲜明的政治倾向，明目张胆地维护本国在华利益，为其殖民政策作辩护。
如《字林西报》经常就中外关系、中国政局和其他时政问题发表见解，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英国政府的立场，被视为英国驻沪领事馆和租界当局的喉舌，最终发展为英美诸国在华总的言论机关。
此后，从60年代开始，上海、天津、汉口、福州等地相继出现了一批中文商业性报刊，主要有上海的《上海新报》（1861年创刊）、《申报》（1872年创刊）、《新闻报》（1893年创刊），天津的《时报》（1886年创刊）和汉口的《字林汉报》（1893年创刊）等。
其中最有代表性和最成功的是《申报》。
《申报》由英商美查（ErMaior）等人创办，初创时为双日刊，不久即改为日刊，《申报》标榜办报的目的只是“行业营生”
，所以特别注重可读性和新闻报道，还用大量篇幅刊登广告，内容广泛，形式多样，颇受读者欢迎，订数不断上升，由刚创刊时的600份上升到辛亥革命时期的2万多份。
同时，《申报》作为外商所办报纸，也为外国侵略者提供了为其侵略行径辩护的讲坛，在一定程度上充当了他们侵华活动的舆论工具。
《万国公报》
与此同时，传教士在大批办报的活动中，也力图使办刊宗旨有所改变。
此类报刊中主要的有1853年创刊于香港的《遐迩贯珍》、1857年创刊于上海的《六合丛谈》、1862年创刊于上海的《中外杂志》、1868年创刊于上海的《教会新报》（《万国公报》的前身）、1872年创刊于北京的《中西闻见录》等。
这些报刊虽为传教士所办，但已不像鸦片战争前那样热衷于“阐发基督教义”
，而是逐渐向商业类和综合性时政类过渡。
其中影响最大的是《万国公报》。
《万国公报》的前身《教会新报》原系宗教性报刊，以宗教性的内容为主。
洋务运动兴起后，主笔林乐知（YoungJohnAllen）认清形势，开始增加非宗教内容。
1874年9月，《教会新报》改称《万国公报》，其办刊宗旨是“为推广与泰西各国有关的地理、历史、文明、政治、宗教、教学、艺术、工业及一般进步知识”
，逐渐演变成以时事报道和评述为主的综合性刊物。
《教会新报》等传教士报刊的转变表明，传教士可以不用宗教为幌子评述中国时政了，可以直接干预中国政治，为殖民者侵吞中国公开摇旗呐喊了。
从《察世俗每月统纪传》创刊到19世纪末，外国人在中国创办了百种以上的报刊，垄断了中国报界，也开了中国近代化报刊的先河，形成了中国报刊近代化的最初格局。
从实质上讲，它们都是西方列强侵华的舆论工具，其目的在于维护他们的在华利益。
但就客观效果而言，这些报刊所传播的科学文化知识，对于开阔中国人眼界，启迪中国人心智起了一定作用，促进了中西方文化交流；同时，外报把西方近代报刊观念引入中国，对中国早期改良主义思想家的办报活动产生了直接影响，在报刊内容、版式与机构设置方面，对当时和稍后一个时期的报刊工作颇有借鉴作用；近代报刊的生产设备与技术通过这些外报引进中国，这些都为中国人自办近代化报刊提供了条件和有益的借鉴。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人开始创办近代化报刊，到19世纪90年代，中国人办报出现了第一次**，中国近代报业的主角开始由中国人自己担当。
二、华人创办的最早一批近代报刊
两次鸦片战争后，城市资本主义在中国有了一定的发展，再加上西方文化思想对中国知识分子影响的不断加强，使中国人创办近代化报刊具备了初步条件。
洋务运动和社会改革思潮则直接推动了中国人创办的近代化报刊的出现。
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就开始意识到近代报刊的作用，林则徐可说是中国提倡近代报刊的第一人。
1839年他奉命禁烟抵广州后，就派人搜集当时在澳门出版的各种外国报刊，精选译员进行翻译，利用外国报刊来了解敌情。
魏源也非常重视外国报刊，在其名著《海国图志》中即辟有专门部分译录外报材料。
魏源还把“译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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