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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若一个募兵，在伍的年限，是十年到二十年，则其人已经过长期的训练；裁遣之日，年力就衰，大多数的性质，必已改变，可以从事于生产，变作一个良民了。
以经济原理论，本来宜于分业，平民出饷以养兵，而于战阵之事，全不过问，从经济的立场论，是有益无损的。
若谓行募兵之制，则民不知兵，则举国皆兵，实至今日乃有此需要。
在昔日，兵苟真能御敌，平民原不须全体当兵。
所以说募兵之制，在经济上和政治上，自有其相当的价值。
宋代立法之时，亦自有深意。
不过所行不能副其所期，遂至利未形而害已见罢了。
宋朝兵制之弊在于：（一）兵力的逐渐腐败。
（二）番戍之制。
（甲）兵不知将，将不知兵，既不便于指挥统驭。
（乙）而兵士居其地不久，既不熟习地形，又和当地的人民，没有联络。
（丙）三年番代一次，道途之费，却等于三年一次出征。
（丁）而其尤大的，则在带兵的人，利于兵多，（子）既可缺额刻饷以自肥。
（丑）又可役使之以图利。
乞免者既不易得许；每逢水旱偏灾，又多以招兵为救荒之策，于是兵数递增。
宋开国之时，不满二十万。
太祖末年，已增至三十七万。
太宗末年，增至六十六万。
真宗末年，增至九十一万。
仁宗时，西夏兵起，增至一百二十五万。
后虽稍减，仍有一百一十六万。
欧阳修说：“天下之财，近自淮甸，远至吴、楚，莫不尽取以归京师。
晏然无事，而赋敛之重，至于不可复加。”
养兵之多如此，即使能战，亦伏危机，何况并不能战，对辽、对夏，都是隐忍受侮；而西夏入寇时，仍驱乡兵以御敌呢。
当时兵多之害，人人知之，然皆顾虑召变而不敢裁。
直至王安石出，才大加淘汰。
把不任禁军的降为厢军，不任厢军的免为民。
兵额减至过半。
又革去番戍之制，择要地使之屯驻，而置将以统之（以第一、第二为名，全国共九十一将）。
安石在军事上，虽然无甚成就，然其裁兵的勇气，是值得称道的。
惟其所行民兵之制，则无甚成绩，而且有弊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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