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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清代克段解三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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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安国的巨大惯性一直延续到了清代,李光地为康熙帝讲解《春秋》,用的底本就是胡安国的《春秋传》,经筵讲义汇编成书,即清代官学著作《日讲春秋解义》。
这些春秋大义是儒臣讲给皇帝听的,重义理而轻章句,到底《春秋》仍被看作是孔子垂法万世的政治哲学,即康熙序言里所谓的“帝王经世之大法,史外传心之要典”
。
但是,对《春秋》这部圣人大经,康熙帝学得越深,疑惑也就越大:一是越发感觉那些所谓微言大义太离谱了,什么凡例、变例,什么称人以名还是称人以爵,怎么看怎么觉得支离琐碎、穿凿附会;二是康熙帝对程朱之学的兴趣越来越浓,而越是欣赏朱熹的平实之论,就越是不满胡安国的空疏作风;再有就是发现胡力主“尊王攘夷”
,“尊王”
倒是好的,可“攘夷”
实在大触自家霉头。
所以,终康熙一世,《日讲春秋解义》并未刊行,而在康熙帝晚年刊行了一部《春秋传说汇纂》,书中虽然出于对传统的尊重而把胡安国的《春秋传》列于“三传”
之后,却对胡氏之说做了很大的删改——“攘夷”
从此变成禁区。
康熙帝为《春秋传说汇纂》所作的序言里,批评了那些宗胡学者的在穿凿附会方面的不懈努力,他们研究得越深,也就离经义越远,而这部《汇纂》以“三传”
加《胡传》为主,以集说为辅,凡有悖于经、传的就删而不录。
康熙帝这个标准,听起来倒很公允,但实行起来有一个很大的难度:历代经学歧说那么多,经师们各执己见,但到底谁的意见才是合于《春秋》本旨的,始终都说不清。
康熙帝自己也清楚这点,接下来说:司马迁曾说孔子门下的“七十子”
通过口传心授学习《春秋》,每个人的理解都不相同,在当时就没有形成定论,所此说来,后儒在千百年之后揣摩孔子的笔削之意实在太过困难了。
康熙帝毫不讳言探求《春秋》本旨“不亦难乎”
,说这部《春秋传说汇纂》只是退而求其次,辨之详、取之慎,争取能对属辞比事之教有些助益而已。
康熙帝这么说,虽然可以看作是一定程度的自谦,但显然也明白承认了《春秋》所蕴含的孔子真义恐怕永远也不可能被发现了。
康熙帝这个说法为官学定了调子,但人们对破解《春秋》密码的热情依然不减。
即便“名弧石勒诛,触眇符生戮”
,文字狱把许多学者驱赶进了训诂考据的天地,但依然不乏有人立意以训诂考据的方式来为经典解码。
这部分是因为文字狱的威力被过分夸大了,毕竟社会结构决定社会意识,思想钳制是专制体制的伴生物,是权力集中度的函数,只要专制尚在,思想钳制就在。
而满清虽然以君主个人的高度专制著称,但正如朱维铮说:“由于满洲君主贵族始终只信仰庇佑过自己祖先的守护神,提倡理学只是作为一种统治术,一种把‘以夷制夷’的传统策略反向运用的‘以汉制汉’的特殊手段,并且毫不掩饰他们对于手段本身的疑忌和滥用,因此他们对于经学的异端,非但难得用权力予以制裁,反而经常以纵容或者鼓励来显示自己对于奴隶们一视同仁的宽厚,当然要以奴隶不得冒犯主子作为条件。
清朝的文字狱,打击的重点倒是溺于道统正统之类理学说教的迂夫子,便从反面递送了容忍异端及其限度的信息。
正因如此,在君主高度专制的清朝,反而出现了对传统的经学诸形态逐一予以怀疑和否定的活跃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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